“安倍经济学”的回望及“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走势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次出任日本首相后，推出以刺激经济增长和摆脱通缩为重点目标的“安倍经济学”，此后“安倍经济学”不断扩展，至2020年8月安倍宣布辞任，历时近八年。在此期间日本出现持续71个月的战后第二长经济复苏期，其经济政策对日本股价、汇率、就业、对外经贸关系等也产生一定积极效果，但同时遗留下诸多问题。在日本新冠疫情和东京奥运会延期的背景下，首相辞任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多方面冲击，“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何去何从，亦成为日本国内关注的焦点议题。
2015年10月15日，日本政府在内阁官房设立了“一亿总活跃推进室”，首相安倍晋三和一亿总活跃担当相加藤胜信出席了成立仪式。
“安倍经济学”的主要政策
正如其名称所示，“安倍经济学”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是安倍在任时强势主打的政策。以“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这“三支箭”的提出为开端，安倍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经济政策。2013年1月，日本内阁府、财务省与日本银行发表联合声明，明确消费者物价上升率2%的通胀目标。同年4月，日本银行“量化与质化金融宽松政策”紧跟其上，主要内容包括扩大基础货币供给量，在两年内实现翻倍，增加国债和风险资产的购入量，延长国债持有期间，从而压低中长期贷款利息，促进投资，该政策又被称为“异次元宽松政策”。6月，日本政府出台“日本再兴战略”，强调产业振兴、市场开发及扩大国际市场，并决定此后每年对该战略进行修订。2013年12月和2014年12月，以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作为支撑，日本政府分别推出总额18.6万亿日元和3.5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政策。至此，“安倍经济学”第一阶段政策组合基本打出。
“安倍经济学”在初期取得显著成效，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物价和就业等指标都有改善。但是，在2014年4月消费税税率由5%提高至8%后，日本经济好转的势头明显减弱。2015年9月，安倍提出“一亿总活跃社会”的目标，并亮出“新三支箭”，“安倍经济学”进入第二阶段。“新三支箭”分别为“孕育希望的强大经济”“构筑梦想的育儿支援”以及“令人安心的社会保障”，分别对应“战后最高的名义gdp600万亿日元”“总和生育率1.8”以及“工作和照顾老人能够两立”的政策目标。2016年1月，日本银行推出负利率政策，也被称为“负利率量化与质化金融宽松政策”，金融政策再次升级。同年8月，日本政府实施总资金规模28.1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政策，财政政策也在继续跟进。9月，日本银行再次推出“带有长短期利率操作的量化与质化金融宽松政策”，包括维持负利率、扩大资金供应量、购入国债以使长期利率维持在0%左右。
2017年以后，由于金融政策已经被拉至最大限度，政策重点有所变化。2017年6月，日本政府一改每年修订“日本再兴战略”的做法，转而提出新的“未来投资战略”，并在2018年进行了修订，两年的主题分别为“面向society5.0的改革”和“面向society5.0与数据驱动型社会的变革”，重点是将第四次产业革命中的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尖端技术应用到产业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利用最新技术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2019年6月，日本政府又推出“2019年版增长战略”和“创造世界最先进数字国家的宣言”，“数字经济”“技术革新”“全世代型社会保障制度”等成为关键领域。但是，在2019年10月消费税税率由8%提高至10%后，日本经济急转直下，2020年新冠疫情更是对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尽管日本政府出台了总额117.1万亿日元的超大规模紧急经济对策，从2019年第四季度起，实际gdp连续三个季度陷入负增长，2020年第二季度年率换算值更是达到-27.8%，创下日本战后最大跌幅。
“安倍经济学”的成效与问题
“安倍经济学”一词被创造出来后，不仅在日本国内，在世界范围内也被熟知。在安倍执政期间，从2012年12月到2018年10月，日本出现了历时71个月的战后第二长经济景气期，实际gdp增长率年均约为1.1%，虽然与其他持续时间较长的景气期相比经济增长率较低，但仍可以说明“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经济复苏确实起到一定作用。日本银行不断推进的金融宽松政策向市场释放了大量流动性，推高市场预期，出现了股价上升、日元贬值的效果。再加之以财政政策，扩大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对企业设备和研发投资提供税收优惠，支持中小企业贷款等，企业收益得以一定程度的改善，破产企业减少，失业率下降，就业人数增长。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统计数据，到安倍辞任时，日经平均股价达到其就任时的2.33倍，企业经营收益达到1.34倍。此外，2014年4月和2019年10月消费税实现两次增税，虽然颇具争议，但这是此前任何一届政府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在消费税增税的作用下，2019年度日本一般会计税收达到60.2万亿日元，是2012年度的1.37倍。
疫情期间日本中小学关闭了数月，2020年8月陆续开学。
在对外经贸关系方面，日本区域经济合作取得显著进步。日本与欧盟自2013年起就开始进行经贸协定谈判，2018年7月双方签署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欧epa），并于2019年2月正式生效，按照该协定，日本对欧盟出口的商品逐步达到99%免关税，欧盟对日本出口的商品逐步达到94%免关税。2013年日本正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虽然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随即退出谈判，但在日本的推动下，最终除美国以外的原tpp11个国家于2018年3月签署“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并自2018年12月开始生效。在安倍执政期间，日本对非经济外交的支柱“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分别于2016年和2019年两次召开，其中2016年是该会议第一次在非洲本土召开，并且两次会议的间隔期也由原来的五年缩短为三年。在日美双边经贸关系上，2019年10月日美签署初步贸易协定，虽然日本做出一定让步，但所涉内容基本在日本要求的范围内，该协定的签署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日本对外经贸合作的空间。
但同时，“安倍经济学”也存在诸多问题，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其提出的量化指标，基本没有按期实现，并且今后也很难实现。2%的通胀率曾是“安倍经济学”的标志性指标，原本要在两年内达成，但是一直到安倍辞任也没有达成。根据日本银行预测，到2022年度可能只能达到目标的一半即1%，而一些民间智库认为甚至连1%都达不到。财政目标由2020年度实现中央和地方基础财政收支黑字化推迟到2025年度，但据日本政府的测算，即使是在经济增长理想状态下也无法按期完成目标，更不用说新冠疫情对日本经济造成了重大打击。“新三支箭”提出了“名义gdp600万亿日元”的目标，我们可以大体测算一下，2019年日本名义gdp是553.8万亿日元，日本政府经济预测中使用的名义gdp增长率基准值一般低于1.5%，目前日本国内机构和学者估计2022～2024年经济才能恢复到新冠疫情之前的程度。那么假设2023年经济恢复到2019年时的水平，在gdp1.5%的增长率下，名义gdp达到600万亿日元至少要到2028年左右，更有可能增长率还达不到1.5%。人口指标“总和生育率1.8”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2019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仅有1.36，达到1.8目标的前提是全部有结婚意愿的人都能够结婚，并且每对夫妇平均生育约2.1个子女。在日本非婚化、晚婚化和少子化的明显趋势下，逆转生育率使其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的预测，到2050年，日本总和生育率约在1.44左右。
虽然出现了战后第二长景气期，但民众对经济景气并无实感，支撑gdp增长的私人消费陷入低迷。两次消费税增税，均对居民消费造成了打击，变相减少了居民可支配收入；虽然就业人数有所增加，但以非正式员工居多，薪酬改善并不明显。贫富差距出现扩大化，根据日本学者的测算，“安倍经济学”实施后，年所得在400万日元以下和700万日元以上的日本家庭比例升高，而年所得在400万日元至700万日元之间的中等收入家庭比例降低，中间层受到挤压。少子老龄化加速发展，2019年日本新出生人口仅86.5万人，刷新历史最低值，总人口也在持续减少；同时老龄人口的增加使得社会保障费用迅速膨胀，对财政造成巨大压力。超宽松货币政策和依靠扩大财政支出的经济刺激政策负面作用开始凸显，金融机构盈利缩水，国债余额连年增加，预计到2020年度末，国债余额将增长至战后最高的964万亿日元，相当于年度税收的15倍，中央和地方长期债务与gdp之比达到207%。少子老龄化、就业不稳定、贫富差距、社会保障和财政困境等问题增加了日本民众对未来的不安感，也将在中长期影响日本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走势
目前日本国内普遍认为，“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政策不会出现大的逆转。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应对疫情、促使经济回归正轨应是下届政府优先解决的问题。同时，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强，日本国内消费低迷的状况也没有得到缓解，内需和外需均面临严峻挑战，通缩风险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将可能继续保持，结构性改革也将是中长期的政策重点。近期日本银行总裁黑田东彦已经表态，要继续维持超宽松金融政策。但是，鉴于“安倍经济学”所提出的量化指标没有实现，对政府信誉造成了负面影响，下届政府在量化指标方面可能会更加谨慎。安倍政府在执政期间提出许多政策概念，例如“一亿总活跃社会”“育人革命”“全世代型社会保障”“未来投资战略”等，下届政府可能也会创出自己的新政策概念。虽然目前普遍认为经济政策方向不会有大的逆转，但在政府财政支出持续扩大、债务不断累积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可能会逐渐有所修正，金融政策的正常化也可能进入政府讨论范围。此外，日本近年来强调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强化数字规则制定的主导权等，这方面仍将是日本政府今后的重点。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