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妄议人权者的人权记录
1月31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别人权审议工作组第42次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审议了日本人权状况。中国代表在会上发言，指出日本针对女性和儿童的暴力、人口贩运和性剥削问题严重，其国内少数群体持续沦为歧视和仇恨言论的受害者。日本侵犯人权问题严重，近年来却在加紧推行“人权外交”，国会众参两院更是不顾中方严正立场，在右翼反华政客推动下先后通过所谓“涉华人权决议”，以谎言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然而，从过去到现在，日本从来都不是人权的真正信奉者，而是人权的践踏者。对外侵略战争中，日本对亚洲邻国犯下无数战争罪行，制造了大屠杀、活体实验、使用化武、强迫劳动、随军“慰安妇”制度、杀戮无辜等大量人权灾难。现实中，日本人权记录极其不佳，政治人物人权观扭曲，政府、立法机构对解决人权问题的态度在日本国内外受到广泛质疑。
对侵略历史的态度直接映射出日本政客扭曲的人权观。面对犯下的侵略战争罪，日本政府一再拒绝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世纪90年代，二战期间日军性奴役“慰安妇”的历史事实逐渐广为人知，作为女性人权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尽管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所指出的，“当日本发觉败局已定、投降无可避免时，便有组织地以焚烧或其他方式销毁一切有关虐待战俘和平民囚徒的文件”，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日本官方文件也尽被销毁，但不断浮现的新证据表明，日本政府、军队直接参与了“慰安妇”制度的设立与实施，该问题属于国家犯罪行为。联合国人权机构从1992年开始持续审议“慰安妇”问题，将其定性为日本政府战时大规模侵犯女性人权的罪行，一再要求日方调查解决该问题，而日本政府一再否认抵赖，继续践踏受害国女性人权，实施对人权的二次侵犯。
日本右翼政客竭力否认“慰安妇”问题的历史真实性，使该问题成为东亚战后和解的永久性障碍。2007年3月，安倍晋三及中山成彬等部分自民党议员以“没有证据”为借口，否认战时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史实；2016年1月，安倍在参议院再次声称，无论从军方或官方资料看，都无证据证明“慰安妇”是被强征的。2012年11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有关日本人权问题的工作报告，并向日本政府发出告诫，要求它在2013年3月前就战时将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女性强征为随军“慰安妇”问题作出答复。2014年7月，人权理事会再次要求日本完全、明确地承担强迫“慰安妇”受害者遭受暴行的全部责任。但日本外务省却辩称，联合国机构援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日本调查“慰安妇”问题，但日本是1979年才加入这一公约的，所以没有义务这样做。
对人权的漠视与侵害突出表现在对外层面上。在日本，外国人的人权缺少应有的司法保障，差别待遇大量存在，外国人登记法、按指纹制度等集中反映了对外国人人权的限制。2005年7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曾就外国劳动者及阿伊努人人权侵害等对日本展开调查，发现日本对中国人、朝鲜人、韩国人及阿伊努人的歧视深刻体现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该委员会用“根深蒂固”来描述日本对外国人及少数民族的严重歧视，批评日本政府缺乏实际行动，未能遏制本国的种族歧视情绪和行为。2010年3月，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调查日本对《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执行情况后发表报告，认定日本高中教育免费制度将在日朝鲜人学校排除在外属于种族歧视行为，要求日本予以纠正。
将福岛核污水直排入海，体现了日本在关乎国际公共安全和人类健康等重大问题上的利己主义逻辑，集中暴露了它对人权的极端漠视。2021年4月，在日本国会反华议员积极拼凑“思考人权外交超党派议员联盟”的同时，菅义伟内阁不顾国内外强烈反对，在未穷尽所有安全处置手段、未与周边国家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径自决定将福岛核污水直排入海，一边炒作人权，一边践踏人权。核污水直排入海严重侵犯相关各国民众的生命权、健康权、粮食权，即使在日本国内也未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民调显示，55%的日本被调查者对此表示反对，赞成者仅32%，86%的人担心这将对日本水产品造成信誉损失。为混淆视听，日本政府刻意将核污水称为“处理水”，但实际上，在福岛核电站储存的污水中，残留着其他半衰期超长、远超规定基准值的核污染物质，直排入海将造成重大环境损毁，危及全球生态安全与各国民众生命健康。
在日本国内，侵害人权现象长期普遍存在。1879年日本强行吞并琉球后，持续加强同化政策，试图重塑琉球文化要素，使琉球民族认同“脱琉化”。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所言，围绕冲绳近现代史，日本人的“观察和批评中，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的确存在大量恬不知耻的歪曲和错误。这无疑是对冲绳的歧视”。战后日本将70%以上的美军基地集中于琉球，导致其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严重落后于日本本土，基地的存在威胁着琉球人的生存权、安全权与发展权，噪声污染、误射、坠机事故等常态化存在，强暴、抛尸、传播疫情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2016年，在琉球与日本、美军围绕基地搬迁问题矛盾激化之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出面调查了琉球人权状况，关注到日本政府压制琉球民众抗议活动，指出琉球承载着过重的基地负担、日本政府对冲绳人存在人权侵害现象。是年10月，在美军基地建设工地，来自日本本土的防暴警察辱骂前来抗议的琉球民众为“土著”“支那人”，再次印证了日本对琉球人根深蒂固的歧视。
在日本，阿伊努人人权问题成为“‘单一民族’国家人设遮不住的原住民之哀”。作为原住民少数民族，阿伊努人一直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剥削与压迫。为使掠夺合法化，1889年日本政府制定《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将阿伊努人赶入划定的“给与地”，使其瞬间失去大片土地。阿伊努人被强迫适应日本文化，禁止说阿伊努语，改取日本人的名字。在阿伊努人的不懈抗争下，1997年日本国会通过《阿伊努新法》，此时距《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已经过去了108年！然而，对阿伊努人的“尊重”“保护”实际只停留在法律层面，现实中对阿伊努人的歧视并没有停止。日本政府没有为阿伊努人建立起社会支持网络体系，没有为他们提供适当、足够的社会帮助。阿伊努人聚居的村落仍被蔑称为“薯部落”，受到贫穷、疾病等一系列问题的困扰，就业、教育、住房、收入等多方面诉求遭到漠视。近年来，阿伊努人问题渐渐远离国际社会的视线，这恰恰说明，日本政府、立法机构通过巧妙的淡化处理，导致许多人甚至包括日本民众都越来越不了解该问题的存在。
女性生存状况凸显日本糟糕的人权记录。日本号称“均质化”社会，但均质、平等都是法律上的，并非现实中的观念与行为。日本法律规定男女平等，但在社会观念和社会活动中，女性处于弱势和不平等地位，譬如婚后改随夫姓、合同工比例远高于男性等。麻生太郎、森喜朗等自民党政客一再出现性别歧视的“失言”，也为性别不平等的社会观念提供了注脚。近年来，随着自民党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日本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从曾经的“一亿总中流”蜕变为“格差社会”。新冠疫情下，日本贫困阶层所受冲击最大、压力最重，女性自杀案件急剧增加。据2021年度《自杀对策白皮书》的数据，2020年日本自杀人数达到21081人，其中女性自杀事件大幅上升，同比增加15.35%。
就是这样一个在人权问题上劣迹斑斑的国家，近年来却在攻击中国时大打“人权牌”——在日本右翼反华政客眼里，人权问题是“为数不多的对华牵制手段”之一，借着人权的幌子，能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但自身大量存在的人权问题、政界扭曲的人权观，都使得日本打起这张牌来实在底气不足。日本操弄人权问题只能是自曝其丑、贻笑大方。(作者：杨伯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