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隆盛：“向死而生”的人格魅力
《西乡隆盛：剧变时代的领导力》的作者是童门冬二，他是日本战后崛起的小说家，长期担任国家机关中层管理职务的同时兼职写作，1979年起专职从事写作，创作了众多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他将多年行政工作中积累的丰富人事管理经验融入历史解释中，开拓了小说、非虚构类作品的新领域，本书即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之一。
西乡隆盛作为明治维新中最受日本民众喜爱的领导者，他富有悲剧色彩的浪漫主义人物形象历久弥新。在电影《最后的武士》中，他是反叛帝师森胜元的原型；在《未完的明治维新》中，他是历史学者坂野润治给予高度评价的维新三杰之一；而在《西乡隆盛：剧变时代的领导力》中，他被童门冬二塑造成日本中小企业领导者与大企业中层领导者的学习榜样。
童门对于西乡的偏爱其来有自，可以说西乡是他近半生一直在研究和书写的重要历史人物。童门是二战期间学徒出阵的亲历者，曾作为日本帝国海军少年飞行兵加入特攻队，战后为罪恶感所困，在“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的太宰治的小说中寻找心灵的平静。西乡隆盛承载的，虽洞悉时代潮流却依然故我的状态，既蕴含着太宰治作品中的无奈和悲怆，更富于太宰治作品中所没有的冷静与决绝，有种在失望中催人奋进的力量。童门在知天命之年到来前即出版了《西乡隆盛：访古忆事》一书，十多年后他创作了本书及《日本的青春 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的生涯》，又过了二十余年，出版了历史小说《西乡隆盛》。可见，西乡隆盛是作者近半生一直在研究和书写的重要历史人物。
童门对于西乡隆盛的思考和书写的一个重要时期是1989年前后。1989年之于日本，之于世界，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它是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成书之年。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在全球不断扩张，福山据此判定，人类社会进化的最终阶段业已到来，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人类政治组织结构的最终形态，必将无限延续下去。这一年，日本泡沫经济的虚假繁荣迎来了历史最高水平，各项经济指标均走向了空前绝后的高度，12月29日，日经平均指数更是到达其最高峰值38957.44点。整个日本社会洋溢着满满自信和乐观情绪，展望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同年，日本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和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出版了《日本可以说不》，宣扬日本应该摆脱美国的控制，在经济、政治、外交各领域提高本国的自主地位。
其实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即开始重视日本的经济奇迹，他们普遍将原因归结为其制度，如《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中，作者查默斯·约翰逊即认为昭和前期形成的发展型国家模式、辅之以战后通产省的产业政策，造就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童门在本书中反复提及的《日本第一》的作者傅高义也认为，日本的成功来源于其精密的组织能力、政策和计划，高度发展的教育普及水平、社会治安程度，以及有效的官僚体制等。与美国学者相反，在日本国内，随着1970年代日本文化论的发展，日本特殊论在1980年代相当盛行，它将日本的经济奇迹解释为日本传统的国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的产物。
作为对《日本第一》的反驳，《西乡隆盛：剧变时代的领导力》也同样延续了日本特殊论的脉络。作者童门冬二认为，傅高义对日本奇迹的解释只适用于三千人以上的大企业，其实90%的日本企业人数不满三千，十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就占到70%，而这些傅高义研究中没有关注到的企业，才是日本经济发展不容忽视的力量。它们在时代大潮中随波逐流，时起时伏，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它们与现代化的大企业相比，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它们的发展与其归因于制度，不如强调领导者个人因素。西乡隆盛般拥有日本传统人格魅力的领导者，才是日本众多中小企业屹立于不败之地的源泉。与此同时，大企业的中层领导者处于企业高层与普通员工间的夹心阶层，与中小企业处于大企业与普罗大众之间的地位相似，因而小企业领导者的成功经验，同样适用于大企业的中层领导者。
那么西乡隆盛的传统人格魅力具有什么特点呢？以西乡为典范，日本中小企业成功领导者应该拥有什么人格特质呢？借用作者所打的比方，在雪国与雪相处的“胜雪、亲雪、用雪”三种方法中，西乡并没有十分期望实现“胜雪”，而是最大程度发挥了“亲雪”、“用雪”两种方式，与雪和睦相处，并从雪中受益。这可能也代表了日本中小企业主与大企业中层领导者的处境，在个人无法控制的环境中，在夹缝中痛苦生存，要向西乡一样，不怨天尤人，不奢求改变环境，只有适应环境，利用环境，才能最终取得成功。
至于达到西乡境界的提升之道，本书从处世的格局观和为人的人际观两个层面出发，为读者提供了一些参考意见。不过，在作者看来，为人的道德感显然比处世的眼光更为重要，发挥领导力依靠的是人脉、是人望、是人气，而非制度。就西乡来说，他对于时代变迁的把握和判断能力，不亚于时代弄潮儿的坂本龙马、大久保利通等人。但即便如此，他秉持看破而不说破、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幕府末期、明治维新的剧变时代，西乡坚守本分，与主公、下属共同进退。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已然预测到西南战争注定失败的情况下，西乡却毅然决然加入其中，最终自杀以殉国。这种“向死而生”、不明哲保身的态度，正是作者大力推崇西乡的根源。
童门冬二塑造的西乡隆盛，是典型的日本式组织中的人。他所有深不可测的谋略，都用于应对来自组织外部的冲击，是富于知性和理性的；与此同时，在组织内部，他却是富于感性的，带有情绪的；将对组织的忠诚、对首领的忠心放在首位，即使自己对时代格局有所感悟，也不自作主张，而是以组织和首领的需求为自己的需求；他有情有义有苦恼，对待同事和下属时，态度极为真诚，用心倾听，用人不疑。这种尽人事、听天命的处事态度，符合日本集团主义社会所要求成为的人的一切品质，带有浓烈的日本传统的色彩。
西乡隆盛的这种为人处世方式，或许有可能为我国的中层领导提升领导力，提供些许启迪。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长期共处于儒家文化的影响之下。儒家文化重视人的价值，强调人的自我修养，倡导通过“内圣外王”进而实现“修、齐、治、平”。与西方思想重视个人与社会和国家的分际不同，儒家思想更强调个人与社会和国家的共通感。西乡处于集团主义内部的苦与乐、欢与痛，可能更容易为国人所理解；他将自己视为组织中的一员进而展开行动的行为模式，可能对我国的中层领导者也有参考价值。
另外，本书除了具有助益提升领导力的一面之外，对日本文化感兴趣的普通读者，不妨将其作为日本文化论的一部分来阅读。从中不但可以感受到西乡隆盛的个人魅力，而且还可以感受到日本人对于本国文化特殊性的解读，以及其在塑造自身独立价值体系方面所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