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所科研交流简报（第5期）“后总理互访阶段的中日关系：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今年以来，随着李克强总理访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首脑互访带动中日关系新一轮“回暖”，政治协调、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齐头并进，中日关系在双方努力下重回正常轨道，呈现新的积极势头。与此同时，中日两国间仍存在诸多尚待解决的难题与分歧，中日多层面合作与竞争并举的“新常态”进一步固定化，新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此情况下，如何推动“后总理互访阶段”的中日关系稳定、持续、健康发展，成为中日双方政界、学界和民间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基于这一背景，2018年12月15日，“后总理互访阶段的中日关系：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中华日本学会协办，为期一天。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等高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新华社等科研机构及媒体智库专家、学者60余人参加了会议，研讨会包含主旨演讲、形势报告及分科讨论等多种形式，会议现场气氛热烈，专家学者们积极、坦率地开展交流，频繁碰撞出思维火花。
15日上午的会议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刘玉宏首先代表主办方致辞，对各研究机构对会议及日本所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表示了感谢，指明了当前背景下加强日本问题研究的重大意义，以及需关注的重点问题。他强调：中日如何抓住关系改善势头，在不同领域达成务实合作并取得实质性效果，应是今后努力的方向。中国的日本研究学界要关注实践问题、聚焦热点难点，善于运用基础研究的成果来指导和解决中日发展中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他预祝研讨会取得丰硕成果，期待专家学者们不断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15日上午，研讨会结合当前形势，特邀三位中日专家发表了主旨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党委书记倪峰研究员就中美关系及中美日三边互动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中美关系正面临前所未有变化。中美日之间存在“跷跷板”式的政治力学效应，中方应采取措施避免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稳步运筹中美日三边关系。日本财务省前财务官、三菱公司顾问山崎达雄先生（演讲后中午离会），就新形势下如何发展中日经济合作进行了分析，提出中日应在双边产业、金融、第三方市场、以及多边自贸体制构建中广泛合作，携手努力避免全球性的贸易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张季风研究员就中日经济关系与务实合作进行了分析与前瞻，指出未来10-15年期间，中日在经济上合作竞争并存，水平合作的领域和深度将大幅度增长。中日应优先挖掘双边经贸合作潜力，以“先易后难”的方式、推进在全球价值链、节能环保、前沿技术和急需产业上的务实合作。以上的主旨演讲获得了与会专家的广泛共鸣和高度评价。
为加强研究的现实针对性，下午，研讨会特邀外交部亚洲司参赞薛剑出席会议，就当前中日关系和地区形势，向与会的中方学者做了形势报告。薛剑参赞的报告内容详实、分析深刻，进一步引发了在座专家学者们的思考。
在以上报告基础上，与会专家们分别从国际形势变化对中日关系影响、日本内政外交与对华政策、亚太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以及中日务实合作现状与前瞻四个方面出发，召开分科讨论，发表观点。与会专家们指出：国际形势变化是中日关系变化的外部动因，同时，中日关系的当前改善也有其“内生动力”。尽管面临不确定性，日本仍将持续推进以政治大国化为指向的国家战略转型，以及外交安保政策改革，这将对中日关系产生“外溢”影响，但总体上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仍有相当余地。中日在维护全球经济一体化，促进区域贸易便利化方面有共同利益，在推进结构改革、稳定金融环境、应对少子老龄化等方面合作前景较为广阔，应积极争取合作的“最大公约数”，落实合作设想。面对中日关系合作竞争并存的“新常态”，中方应有效调动积极因素，在战略、理念和具体内容上加强对中日关系的主动塑造，既积极推动共同利益建设，又要抓好矛盾管控或危机管理，争取把握议程、规则主导权。
闭幕式上，作为本次研讨会主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研究员对研讨会一天的讨论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中日关系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节点”， 中日互动对于国际格局、地区形势的影响力和塑造力正在提升。中国对日外交不能脱离整体外交，应从我对外战略的大格局、大思维出发，推动中日新型国家关系建设，以此支持我周边及对外战略运筹。因此，需要从战略高度来定义中日关系，从国际大棋局的视野来研究日本问题。他强调：对日研究应坚持战略性高度，以全面、综合、平衡的方式推进研究，以观念创新带动观点创新、内容创新。在中日关系改善的情况下，在细化深化“合作”研究的同时，仍须重点关注、主动研究中日间的矛盾点、问题点和争议点，力争进一步提升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和战略前瞻性。他鼓励研究人员迎难而上，探索新问题，开辟新思路，推动中国对日研究在学科理论和政策分析方面都登上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