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所科研交流简报（2019年第37期）中华日本学会2019年年会暨“回望日本平成时代”学术研讨会在津举行
2019年11月8日，由中华日本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承办的中华日本学会2019年年会暨“回望日本平成时代”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文化研究室主任、中华日本学会秘书长张建立主持开幕式，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李义丹、中华日本学会会长李薇分别致辞。李义丹指出，今年是南开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本次中华日本学会2019年年会被列为南大日本研究院的重要活动之一，并介绍了该院推出的19卷本《百年南开日本文库》。李薇盛赞南开大学在日本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体现了南开在传统中发现研究方向与价值，是基于有深度的学科研究。
在学术报告环节，高洪、杨栋梁、胡令远、杨伯江四位副会长分别就平成30年间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国家战略做了系统深入的梳理和分析。该环节由李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大慧主持。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高洪做了“平成时代的日本政治改革”报告，他追溯了平成30年的日本政治改革，从“保革对立”谈起，并引用了吴寄南研究成果对平成时代日本政治改革进行了分期：改革饥渴期（1989—1998）、改革狂热期（1998—2012）、改革疲惫期（2012—今）。他就改革饥渴时期重点讲述了桥本龙太郎的六大改革，认为桥本改革的失败不能完全归咎于桥本，而且其改革也不完全是失败的，并由此开启了此后的平成改革，而且自民党派系的减少实际上也有赖于其改革之功。他认为改革狂热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期是小泉纯一郎时代的“邮政民营化”改革，后半段是民主党执政时期的“新保守党改革”；他认为在改革疲惫期的“安倍经济学”实际上也可被视为安倍的政治改革，安倍的改革正好赶上了日本经济周期中相对景气的时期，但前后两个“三支箭”改革最后都陷入不了了之的状态，“安倍经济学”只能用“有得有失”加以总结。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前院长、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杨栋梁做了“平成时代的日本经济”报告。他首先从基本面比较了平成30年里的日美中三国gdp和各项经济指标的变化。从30年gdp增长来看，日本只增长了30%，美国增长了3.92倍，中国增长了32倍。但他强调，还要关注日本在30年里的海外投资增长和对外净资产增长等数据。其次，他将平成时期的日本经济特点总结为低速增长期。最后，他认为研究平成经济还需要关注几个课题：市场经济改革与制度变迁、应付重大经济事态的经验教训、经济社会治理、中日经济交流合作的成果与经验等。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胡令远做了“平成时代的日本外交安全”报告。他认为研究平成30年的日本外交、安保，应该将战后的情况作为参照，1957年日本提出过外交三原则是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各国相协调、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到了平成时代日本增加了所谓价值观外交后，称之为外交四个基柱。他强调日本的外交核心问题是如何走出“战后”，应该从“主动性、广域化、深刻性”三个角度深入展开研究。针对平成时代后期，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之后，他重点介绍了日本如何接受中日之间的地位转换，并认为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当中应该加强文化建设，才能让日本能够更好地从文化、心理、价值方面接受中国的崛起。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杨伯江做了“平成时代的日本国家战略”报告。他将平成时代的日本国家战略做了三个阶段划分。第一阶段是正常化目标确立阶段，可称为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初始冲动期（1989—1996）。日本新的战略诉求主要体现在参与主导国际秩序构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几个方面，但总体尚处于“自我矫畸”的较浅层面。第二阶段是内省自固期（1996—小泉内阁），日本对形势的研判出现重要变化，朝野战略意识明显上升。鉴于体制机制对战略展开的制约作用逐渐凸显，日本从改革、修订法制入手，全面强化实现战略目标的体制机制建设。第三阶段是全面展开期（第二次安倍内阁—今）。在经过六年的政治混乱后，日本明确了政治大国化、军事大国化目标导向型战略的内涵，对国家利益的界定有所扩大和重点转移，综合战略活跃度空前上升。日本对内外形势的认知趋于固化，对既定目标的追求历久弥坚，但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同步显现。他认为，预测令和时代日本国家战略走势需要将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化、社保费用上升的刚性需求、社会主流民意等基础变量纳入考量，并对令和日本是否会“低开高走”不抱乐观态度。
11月9日，年会以“回望日本平成时代”为主题，分为“日本政治、外交、安全”“日本社会、经济”“日本文化、教育、历史”三个分科会展开讨论，全面回顾日本社会在平成30年里的变迁。在日本新旧时代交替的关节点之年，回顾平成时代30年日本的发展，对深入了解日本、前瞻令和时代的发展走向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会专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深入交流，贡献了诸多建设性、针对性的观点和建议。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霞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胡澎分别就三个分科会的讨论交流情况向大会做了汇报。“日本政治、外交、安全”分科会有17位发言人，围绕日本防卫和日本外交进行了深入交流。在日本防卫方面的讨论，主要就平成30年的日本安保政策变化、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并集中在制度层面进行探讨；在外交方面的讨论，主要围绕日美同盟和中日关系，有超过半数发言围绕中日关系进行了论述，总体而言，与会专家认为日本的外交的自主性越来越强。“日本社会、经济”分科会主要就日本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对外关系和合作开发、少子老龄化课题的应对等进行了深度的探讨。该分科会的特点体现为具有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性强、研究方法和角度创新、涌现了一批青年学者、总结出一批新观点。“日本文化、教育、历史”有16为发言人，分为文化教育和历史两个部分进行讨。本分科会的特点是涌现出多位年轻的、女性学者，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注重实证研究的新观点、新视角的成果。
外交部亚洲司薛剑副司长应邀与会，做了题为“当前日本与中日关系”的形势报告
年会闭幕式环节，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杨伯江做大会总结。他指出，本次年会日程紧凑、参与度高、交流深入、收获颇丰。共有来自全国36家单位的13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提交学术论文57篇。回望平成、前瞻令和，四个学术报告系统梳理分析30年来日本的发展变化，三个分科会立足各自学科，发言踊跃、交流深入，形势报告为学界对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打通国别研究和整体研究、融合科研工作与服务政策提供了重要视角和深刻启迪。通过两天的会议，我们不仅分析了形势、交流了观点、精进了学问，更联络了感情、开拓了视野、增强了动力。尤为可喜的是年会上出现了许多年轻面孔，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日本研究的希望和未来。研究无止境，传承有来人，这种好迹象、好趋势令人无比欣慰。他指出，中国的发展进入新时代，精细化发展、规范化发展是题中应有之意，在这种趋势下，日本研究包括战后日本发展之经验、教训的研究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最后，杨伯江根据会长办公会决议，宣布明年度中华日本学会年会将于2020年6月6—7日在北京举行。
（《日本学刊》编辑部陈祥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