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所学术交流简报（2022年第16期）“研究中日民间交流的几个视角”学术讲座纪要
2022年6月29日，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共同主办“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讲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宋成有教授以“研究中日民间交流的几个视角”为题作了精彩演讲。两学会会员、日本研究所研究人员及日本研究系学生近200人在线上线下参与，中华日本学会秘书长、日本研究所胡澎研究员主持讲座。
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研究员在致辞中对宋成有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与感谢，对其学术成果、学术声望予以高度评价。他指出，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作为研究者，对50年的回顾及对未来的展望包含两个视角，一是中日关系本身的研究，二是“关于研究的研究”。宋教授的讲座兼顾这两个视角，极具研究意义和参考价值。“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而且不局限于历史学的研究，除了专门研究史学的史学专家之外，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也需要做一定程度的历史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来说，虽然研究的时间范畴聚焦在当代日本，但亦不能忽略对近代、古代日本的研究，否则研究容易变得单薄、肤浅，容易成为无源之水。
宋成有教授的讲座从时间的视角、空间的视角、历史的视角、现实的视角梳理了2000年的中日民间交流。他指出，中日民间交流源远流长，早于官方交流。远古时代的江南先民将稻作文明传入日本，秦汉移民集团继续把、耕织技术、礼仪文字传入东瀛，均出现在官方正史记录之前。中日民间交流的空间多样，内容多彩，从儒学伦理、佛教经典、歌赋诗词、文传奇小说、书法丹青，到农桑百工、医学本草、歌舞演艺、四时节庆等，包括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几乎所有方面，鸿儒硕学、高僧大德、医师商贾、丝织女工、歌舞艺者等三教九流的诸业人士作出各自的贡献。岁月悠久的中日文化交流对古代日本人的价观念、思维习惯、生活方式等影响极其深远。相形之下，两千年间中日官方关系三续四断，停摆时间累计近800年，甚至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国家间战争。尽管如此，民间交流数千年间持续不断，多次为重建官方关系探路。因此，在纪念中日复交50年之际，有必要从两千年的时间空间大视角，来观察战后以及复交后的中日民间交流历程。
宋成有教授将战后中日两国交流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2年-1972年期间，即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第二阶段是1972年-1992年期间，中日关系持续攀升；第三阶段是1992年-2010年期间，中日关系冷暖不定；第四阶段是2010年至今，中日关系陷入“多事之秋”。宋成有教授特别指出，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日本媒体再次鼓吹“中国威胁论”。2010年的“撞船事件”加剧对立，2012年日本强行将钓鱼岛“国有化”，引发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日本媒体习惯性的抹黑报道，导致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直线下降。历史认识、钓鱼岛争端、体制与价值观差异、安全保障等要素均对国民观感产生影响。其中，历史认识问题的影响最大。究其因，与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日本人优秀”意识、终战纪念长期淡化侵略战争加害者意识却浓化核爆被害者观念、日本社会的“帝国情节”以及右翼的宣传、右翼教科书的影响有关。在信息时代，媒体应把握好针砭时弊与客观真实地报道对方的均衡，不应偏失。宋成有教授也指出，我们也要做好本国的事情，中国游客应尊重当地的社会交往习惯和规矩，展现礼仪大国的国际形象，维护国格、人格。部分网民不负责任的非理性言论，易被喜欢挑剔的日本媒体用来丑化中国。宋成有教授还着重介绍了新冠疫情下，中日两国携手抗疫，各界人士募捐援助，援助抗疫物资的民间友好互动。
后疫情时代，宋教授认为，中日两国应该应从以下五方面加强民间交流，一是把握中日民间交流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在人民外交上体现普遍性；在源远流长、以民促官、周边外交上，具有特殊性、独特性。如何把握好并重振中日民间交流，是常做常新的课题。二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影响中日关系的最大国际要素是美国。中美有效管控国家关系危机，有助于推进中日关系的稳定。三是，在经贸领域，充分发挥“地利” 优势和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活力，使其继续发挥稳定两国关系压舱石的作用。除了发展中日双边经贸合作之外，相机重启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扩展“1 1 1”合作机制，回归亚博yabovip的合作伙伴关系也应在计划安排之中。四是，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准备持久论战。一方面要坚持明确侵略战争的性质与是非；另一方面要继续搜集、出版揭露军国主义侵略的原始资料，让事实讲话；重启历史共同研究。另外，钓鱼岛为中国领土的原则无可妥协，留待共同开发。五是，在文化教育领域，中日两国加强构建互惠、韧性的交流网络，日本社会不乏有理性、有良知的友好人士，对此我们应该有信心。与此同时，宋成有教授强调，民间交流的希望在青年。中日两国应该共同推进青年交流，增进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求同存异，共谋未来。
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郑毅教授在线上对讲座进行了精彩点评。郑毅教授指出，宋教授的研究站位很高，具有大历史观的视野，通过“鹰眼式”俯视，对于两千年中日关系中复杂的节点问题，分析精准到位，提出了许多新思考和新想法。郑毅对宋教授将两千年中日官方交流总结概括为“民间交流源远流长、早于官方交流许多年；日本人接受古代中国为文化母国；真正称得上两千年友好交流互动的只有民间交流；民间交流可以为重建官方关系探路”等观点深以为然，认为宋教授对战后，尤其是1972年以后五十年的中日关系的阶段划分所做的清晰明确的历史划分，对于了解和把握中日关系的历史脉络和未来走向，具有很好的引导性作用。郑毅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了中日两国的政治和解，但中日两国的历史和解尚未彻底实现。如何处理、把控对中日两国民众侵华战争的记忆处理？可能是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中日两国民众亲近感的重要因素，而塑造共同的历史记忆可能是一条可行的路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日两国历史学家发挥历史学的学科功能与价值就显得极具现实意义，宋教授的演讲实际上也是在发挥着历史学科以史为鉴的作用。
讲座结束之际，杨伯江总结到，宋成有教授的精辟观点为我们深入了解日本、读懂日本、应对日本提供了重要启迪。接下来，如何发挥中日关系的传统特色和优势、通过加强民间交流促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是值得我们每位日本研究者深入思考、探究的课题。
（供稿：卞显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