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所学术交流简报（2022年第30期）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22）“重温初心，面向未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2022年8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22）“重温初心，面向未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召开。
当前，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国际形势剧烈震荡，在中国内外两个大局的统筹中，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都很重要。值此邦交正常化50周年重要节点，中日双方更需重温初心，从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经验”，面向未来，推动中日关系沿正确轨道不断发展。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华日本学会承办，旨在从历史与现实维度对中日关系各领域发展的历程、现状、经验等展开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探索其未来方向与改善路径，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提出新思路、新办法、新方案。
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刘延东、日本国原首相福田康夫、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石泰峰、日本国驻华大使垂秀夫、中国驻日大使孔铉佑通过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闫坤主持大会开幕式。
刘延东在致辞中指出，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凭借卓越的战略智慧和政治勇气，跨越东西方冷战对立鸿沟，携手努力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开辟了中日关系新的历史篇章。五十年来，中日两国相互依存、积极合作、深度交融，已经结成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邦交正常化的成果不仅惠及两国国民，也广泛惠及周边各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针对当前中日关系新形势，她指出，两国领导人去年就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应以此为指引，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夯实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两国前辈和两国人民共同努力造就的来之不易的友好局面，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为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赋予更具时代性的新内涵、新议程、新境界。为此，她提出四点期望。第一，坚持和平友好。中日互为重要邻邦，应当坚持和平友好，摒弃对抗思维，践行“互为亚博yabovip的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等重要共识，让两国的未来关系建立在更具道义、善意、情谊的基础之上。第二，坚持重信守诺。面对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节点，中日要排除两国关系中的噪音干扰，就要从维护两国政治互信出发，恪守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与共识，在大是大非特别是历史、台湾等事关中日两国互信根基的敏感问题上不模糊，不含糊，不倒退。第三，坚持互利共赢。双方应紧扣各自发展以及区域整体发展的需求，以治理为导向、互惠为原则，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同时放眼地区乃至全球，共同维护公平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和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为中日关系的互利共赢赋予新的时代内容。第四，坚持文明互鉴。我们要从文明互鉴的高度，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方面不断加强各层级各领域交流合作，营造积极的民意和社会氛围，逐步化解心理隔阂，消减信任赤字，深化民心相通。要让两国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对方的发展，不仅为中日关系、也为亚洲文明的发展、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贡献。
福田康夫在致辞中讲述了日本在去年和今年经历的三波新冠疫情形势，虽然感染新冠的人数一波比一波多，但重症人数则呈现减少态势，因此期待不久的将来能够迎来拨云见日的时刻。他认为世界经济除了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之外，还因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不足和价格上涨，进而引发通货膨胀，推动各国提高利率，世界经济发展正步入减速状态，全球化进程遭到逆转。如果当前的状态持续下去，股价和国债收益率将会下跌，世界经济可能进一步恶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除了当前新冠疫情之外，各国还需要就气候异常等携手合作，以防止出现更坏的局面，同时积极消除人为干扰因素，转变方针。他认为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大国，应该能够在俄乌停火和终止制裁方面更有作为，防止世界一分为二，变成两个阵营；中国能够在应对地球命运问题上发挥更强的领导力，更好地团结各国共同应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异常。
石泰峰在致辞中指出，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友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50年来两国签署的四个政治文件构成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重温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初心，认真汲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有助于推动两国相向而行，开辟两国关系新的发展前景，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此，他就中日关系提出三点看法。一、重温初心。50年来，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与合作取得巨大成绩。中日邦交正常化，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利益，对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要贡献。中日两千多年交往史和邦交正常化50周年历程启示我们，中日斗则两伤，合则两利，和平共处、友好合作是两国关系唯一正确选择。二、增进互信。50年前，中日两国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此后，中日两国在不同时期建立的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和开创未来的基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间基本信义。双方需要着眼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长远利益，弘扬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的东亚智慧，共同维护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互信成果，推动两国关系更加成熟稳定、健康强韧。三、深化合作。中日两国利益高度融合，经贸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事实胜雄辩地证明了中日合作的强劲韧性和巨大潜力。中国欢迎日本各界继续来华投资兴业，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公平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实现中日更高水平的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愿一如既往地开展与日本各界的交流，为增进中日关系作出更大贡献。
垂秀夫在致辞中，回顾了日本原首相田中角荣坚定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认为这是日本老一代领导人在冷战大背景下对国家发展做出的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也具有同样的战略思维，中日两国由此携手谱写了新的篇章。但是，日中关系又不是一帆风顺的，当前正面临许多挑战。一是中国快速发展。2010年日中两国gdp发生逆转，今年年底中国gdp将达到日本的四倍，这导致不少日本人对中国如此快速发展存在不易接受的复杂情感。二是国民感情问题。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民众对华保持较高的好感度，使得当时的日本政府能够采取相当灵活的对华政策。但是，近年来日本对华好感度大幅走低，需要日中双方共同认真考虑这一问题。三是亟待两国领导人引领双边关系改善。在两国交流遇阻之际，更需两国领导人为日中关系改善提供指引，进而提升两国国民交流，加强惠及两国民众的合作关系。
孔铉佑在致辞中强调，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是中日关系发展最迅速、带给两国人民福祉最多、对地区和世界影响最大的50年。他回顾、总结了邦交正常化带来的三点宝贵财富。首先是开创了中日50年和平。50年里，中日签署了四个政治文件，和平、友好、合作始终是双方牢牢把握的正确方向。其次是树立了合作共赢的典范。中日交流合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很多领域实现几何级增长和飞跃式发展，特别是两国经贸合作发展迅猛，双边贸易额从10亿美元激增至3700多亿美元，为两国各自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确立了处理矛盾分歧的遵循。50年来，双方总结经验教训，达成四个政治文件和一系列重要共识，为处理各种矛盾分歧确立了根本遵循，也是确保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他希望日方不折不扣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和迄今所作承诺，特别是在当前台海局势敏感关头，切实谨言慎行，避免对中日关系造成更大损害。
当前，中日关系再一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孔铉佑提出双方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正视并解决当前两国关系存在的突出问题，应从以下五点入手做好工作，共同努力开创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新前景。首先要解决好认知定位问题。希望日方树立客观理性对华认知，将构建建设性、稳定的对华关系表态更多体现到具体政策上，同中方一道践行互为亚博yabovip的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把握中日关系正确方向。二是要增强中日合作动能。希望双方高举合作共赢旗帜，不断培育打造新增长点，提升合作质量水平，持续做大共同利益“蛋糕”，不要让输赢多寡的竞争逻辑主导定义中日经贸合作，更要坚决反对人为制造障碍。三是要激活民间友好能量。双方要抓住邦交正常化50周年契机，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及民间、地方交往，特别是着眼未来加强青少年交流，激发民间友好热情，传播友好正能量，为中日关系打造坚实民意支撑。四是把风险管控摆到更突出位置。双方应不断积累增进互信，释放善意诚意，积极开展建设性对话协商，为化解矛盾分歧创造有利条件，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减负释压。五是在国际地区事务中扮演积极角色。双方要进一步增加战略共识，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进地区一体化、应对全球性课题等方面开展积极合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随后，中日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原驻日大使程永华和日本国原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分别做了纪念演讲。
程永华在演讲中强调，50年前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高超的战略智慧和非凡的政治勇气，做出邦交正常化的重大决断，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上，迄今中日双方达成了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成为50年来中日关系总体向前发展的政治基础和框架；经贸上，中日互利合作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各自发展，互为重要的亚博yabovip的合作伙伴；人文交流上，两国在地方、文化、教育、媒体、青少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保持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助于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他就如何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提出了三点思考和建议：一要增进互信，妥处矛盾分歧。要恪守迄今达成的共识和承诺，妥善管控有关敏感问题，切实为两国关系排雷避险。二要深化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双方应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抓住rcep生效、共建“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带来的重要机遇，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安排，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三要加强交流，夯实民意社会基础。中日地缘相近、文缘相通，双方开展人文交流基础深厚，优势明显，大有可为。
宫本雄二在演讲中认为，50年前中日两国老一代政治家做出的重大历史决断，改变了世界进程。当时，双方做出改善关系的决定超越了单纯的战略筹谋，是建立真正的和平和友好关系。通过回顾双方缔结四个政治文件的历史，他认为和平友好的两国关系符合中日各自国家的大战略和利益，也是最好的选择。他强调，从2010年以来，安全问题在日中关系所占比重日益增大，加之世界格局变化加速，需要回归原点思考国际关系。因此，要重申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精神，完善国际秩序。就中日关系而言，应该回归50年前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重温先人的坚定信念：坚持日中决不再战，必须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双方必须扩大和深化对话机制，加强信任关系，坚定走和平与友好关系的决心；日中是竞争和共存、竞争和合作的关系，不能让竞争变成分裂和对立，应加强合作、缓和竞争，寻找共存的道路。50年来，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和国民之间的关系都得到进一步加深，相信年轻一代拥有共同的年轻人文化，能够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
开幕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日本兵库县立大学理事长·日本防卫大学原校长五百旗头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原理事长·青山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小仓和夫、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日本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原理事长中西宽分别做了学术报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日本学会会长高洪主持学术报告环节。
张宇燕的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冯维江代读），从历史维度看“中日关系、亚太合作与全球治理”。他指出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牢固、大局稳定的时候，双方的经济合作和共同推动的区域合作就能取得巨大成就，为两国、地区乃至全球注入安全与繁荣。当前中日关系出现波折，既与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有关，也与国家间重要政治承诺被掏空有关。新形势下，双方可加强如下合作：第一，通过国际比较和历史分析，讲清弄明中日互信加强、双边关系稳定对于地区经济繁荣的极端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二，加强中日两国间经济政策协调；第三，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为主轴深化并拓展亚太经贸合作；第四，加强中日双方如何更好地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研究。他强调，面对世界复杂形势，中日关系的地区和全球意义更加凸显，中日两千多年交往史和邦交正常化50周年历程启示双方，和平共处、互利合作是两国关系唯一正确选择。
五百旗头真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50年的风雨历程。他认为，50年前在中苏关系恶化和中美关系缓和的背景下，日中两国领导人作出邦交正常化的伟大决定，随后双边关系得到快速发展并签署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此后，中国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实现了经济连续30多年高速增长，在此期间，日本对华援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快速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步提升，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推出了4万亿的投资，拯救了世界经济，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他相信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大国，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更文明的大国，继续在国际上发挥负责任的领导作用。目前，中日关系处于低迷时期，此时更应通过加强民间的对话和交流推动两国关系改善。
杨伯江以“中日邦交正常化、台湾问题与两国关系的未来”为题，指出从历史的、对比的角度看，邦交正常化为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福祉，也做出了地区性、世界性重大贡献。一是扭转了自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百年来中日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历史轨迹，结束了战后20多年的对立与隔绝，缔造了两国之间半个世纪的和平；二是促进了中日两国乃至整个亚洲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三是从全球视野看，中日和平相处、互利合作，构成“亚洲崛起”的重要推动力，是对实现东方文明复兴、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的重要贡献。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两国基于共同的东方文化传统进行的综合性政治解决，而不是单纯的法律解决，这更突出了重信守诺的重要性。在涉及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涉及国家基本信义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更是如此。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日之间今后能继续顺利走下去的前提和基础。在台湾问题上，“一个中国”不存在“灰色地带”和模糊空间，不存在添加任何前缀、后缀、限定词的余地。当前中日关系再一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两国应努力开辟一个健康、稳定、强韧的中日关系新时代。一是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坚守和平合作底线；二是增强现实利益的纽带，促进经济领域包括贸易、投资、产业、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合作；三是启动战略对话，深化相互认知，构建战略互信。
小仓和夫强调，近代出现日强中弱的日中关系是一种历史的例外，今天已经又回到了中强日弱的正常状态。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能积极地去了解两国悠久的交往历史，从而才能更好地理解当前的日中关系。一是东亚国际秩序问题。日中两国应从历史上发生过的五次战争中汲取经验教训，须坚持和平友好相处，并围绕东亚和国际秩序展开对话、换位思考。两国还可以对停留在太平洋上的美军应发挥何种作用，进行认真思考和交流。二是国民感情友好度。日本对华感情友好度显著下降，已经对两国形成严重冲击。“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日本民众对华看法、对华观出现了错误认知，这是日本政府和日本人应深入反思的。当前，日本将渲染来自中国的威胁作为加强对内政治控制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民相亲才是日本实现安全保障的最好办法。三是价值观。日中两国在悠久的历史上曾经共享过相同的价值观，过去中国东传给日本各种器物和文明，对日本的发展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日中关系面临诸多问题，应该运用两国历史上共同的思想加以解决，这也是两国共同的宝贵财富。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日中两国应该携手维护国际秩序稳定，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
贾庆国回顾了中日关系50年取得的进展，指出影响双边关系的因素。中日需要思考两个问题，其一是为什么中日作为昔日的敌人能够和平相处、合作共利；其二，为什么近年来中日关系困难重重。关于第一个问题，贾庆国认为：一是中国政府对日本侵华历史的正确认知，将日本政府和人民区分开来；二是日本人民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坚守和平宪法；三是日本部分领导人和许多有识之士对侵华历史的反思；四是两国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经贸和人员往来；第五，中日政府审慎管控两国的争端和分歧。关于第二个问题，他认为：一是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暧昧态度；二是针对中国崛起，日本官方和媒体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三是中日两国民众在历史问题上都存在认知问题；四是互联网时代负面新闻的放大作用不容忽视。总之，中日两国要处理好历史问题，管控好领土和海洋分歧，推动民间交流和互动，以最大的善意搞好中日关系。
中西宽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回顾了日中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的历史。他将这50年划分为三个阶段，1972-1992年为日中友好时期，1992-2012年为日中战略互惠时期，2012至今为国际政治重心东移时期。当前，美中博弈态势愈演愈烈、俄乌冲突短期内结束无望、民粹主义抬头与新冠疫情仍在蔓延，这导致国际政治范式的转移。在当今形势下，合作是必须的，很多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合作才能解决。日中之间不仅要增加交流的数量，也要提高交流的质量。日本是一种“受容型”文明，虽然影响力有限，但可以为国际社会提供参考借鉴。日中之间应该首先认识到双方存在哪些共同问题，进而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敞开心扉的交流，共同推动两国合作。
随后，论坛进入分科讨论会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吴怀中、副所长吕耀东、副所长王开虎分别主持“中日邦交正常化‘原点’的回顾与思考”“中日关系50年来的历程与经验”“面向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思考与展望”三个分科研讨会。中方代表蒋立峰、汪婉、初晓波、刘江永、王众一、王新生、江瑞平、胡继平、吴寄南、张季风、姜跃春、胡令远、黄大慧、陈秀武、罗洁、张景全、张玉来，日方代表天儿慧、西园寺一晃、园田茂人、丸川知雄、王敏、小岛华津子、河合正弘、川岛真、小原雅博、宫城大藏、濑口清之、山口广秀、加茂具树、高桥邦夫、野田昭彦32人先后发言，双方重温邦交正常化初心，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就如何努力开拓中日关系的下一个50年坦诚对话、热烈研讨。两国嘉宾、学者及媒体代表共100余人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参与了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致大会闭幕辞，日本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唐永亮主持闭幕式。杨伯江表示，在刘延东原副总理、福田康夫原首相、石泰峰院长及中日四位现任、前任大使的大力支持下，在线上线下两国专家学者的共同参与下，本届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与会专家分享研究成果、贡献真知灼见，增进了相互了解、深化了相关认知。第一，中日学者之间仍存在不少共识。比如：对中日关系50年发展成就、中日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对中日关系当前处于十字路口的判断；为实现中日关系的软着陆，要开展经济、社会治理、区域治理领域等多个领域的合作，要进行战略对话、广泛交流、深化相互理解、努力构建互信；要通过制度建设、机制建设，有效管控彼此间的分歧和矛盾等。第二，通过坦诚对话、思想碰撞，进一步明确了彼此共识与分歧。中日之间意见的分歧甚至是对立，主要体现在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对对方的看法以及对双边关系主要问题的看法上。中国要加强面向世界的自我解释力，细化阐明自身发展道路、战略意图；同时要更深入精准地了解世界，包括了解我们的研究对象。第三，两国学界、智库界要更多创造交流对话机会。在新冠疫情导致人员往来受阻的当前形势下，以各种形式保持沟通、及时准确地相互了解尤为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将继续为此付出努力。
（张伯玉 陈祥 陈静静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