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思路及其困境
内容提要：安倍晋三的“战后外交总决算”与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一脉相承，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出显著的历史修正主义特质，其实质是在外交层面由顺应“战后安排”向脱离“战后体制”转化，重点是谋求日朝邦交正常化和日俄缔结和平条约，并推动中日“化竞争为协调”，改变有碍历史修正主义的“冷战结构”。安倍基于日本国家利益和修正主义历史观推行“战后外交总决算”出师不利，其所面临的困境难以克服。日本只有顺乎“历史正义”才是“构筑新时代东北亚和平与繁荣”的理性选择。
“战后外交总决算”作为安倍内阁提出的日本外交基本方针，有着不同以往的内涵和“战略针对性”，其重点涉及日俄缔结和平条约、朝鲜半岛的“历史及现实问题”和对华政策调整。安倍希冀以东北亚为中心改变“战后安排”、重构地区秩序，虽其初衷暂未得偿所愿，且面临各种挑战，但展现出的历史修正主义特质及取向值得高度关注。
一、“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提出
“战后外交总决算”是安倍于2018年8月在家乡山口县发表连任自民党总裁竞选演讲时首次公开提出的。他强调将力争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首脑会谈以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要就“北方领土”与俄罗斯推进谈判以及调整对华关系，表示“完成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时刻已经到来”。对此，日本有舆论认为，这是安倍为自民党总裁选举打出的口号而已，并无切实的理念。然而，安倍念兹在兹，多次在重要场合反复强调“战后外交总决算”，特别是在近三年的日本国会施政演说中都强调要进行“战后外交总决算”，从而“开拓日本外交的新天地”和“确立日本外交新时代”。
尽管安倍在谈到“战后外交总决算”时言辞并不完全相同，但核心一直聚焦在外交层面彻底“清算”与相关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日方看来，日韩之间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谈判已然达成共识。同时，安倍通过修改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法律，力图改变二战后日美同盟的“非对等性”，由过去美国单方面保护日本安全转变为日美双向保护对方。这既是为了让美国默认将来日本“修宪”等摆脱“战后体制”的政策及做法，也是在与美国完成“历史清算”的第一步。在日方看来，美国总统奥巴马参加日本主办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顺访广岛原子弹爆炸地，安倍首相随后访问珍珠港，意味着日美已就“历史和解”达成共识。因此，安倍认为日本业已解决了与韩国、美国相关的“历史问题”，而尚未解决的是与朝鲜、俄罗斯和中国的“战后遗留问题”。2018年10月2日安倍内阁出台的“国家政策及基本方针”较为清晰地道出了“战后外交总决算”的内涵：“解决朝鲜的绑架、核与导弹问题，清算过去，实现邦交正常化。解决日俄领土问题，签署日俄和平条约，同时推动日中关系迈上一个新台阶”。安倍认为，《旧金山和约》只解决了战后日本与所谓“民主阵营”之间的战后处理问题，日本与俄罗斯（苏联）、朝鲜和中国之间的战后遗留问题还未完结，无法走出二战的阴影。在安倍看来，只有解决了日本对外关系中“战后”和“冷战”遗留历史问题，才能实现日朝邦交正常化、解决日俄“领土问题”和日中关系“面向未来”。
安倍是日本保守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发扬者。二次执政上台伊始，安倍便参拜靖国神社，并于201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前发表了历史修正主义集大成的“8·14讲话”，宣告“清算”和终结对中韩朝等受害国的无限度“道歉”。安倍倡导的“战后外交总决算”，实际上是中曾根康弘“战后政治总决算”外交理念在21世纪的翻版。尽管中曾根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与安倍的“战后外交总决算”所处时代不同、侧重点有异，但是两者力图摆脱“战后体制”的历史修正主义理念具有继承性、历史连续性，可谓一脉相承。2019年安倍在致中曾根的悼词中指出，“中曾根举起‘战后政治总决算’旗帜，与里根总统密切配合强化日美同盟，加强与亚洲邻国关系，作为国际社会一员，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和经济秩序重要责任，大大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安倍比中曾根的保守主义理念更为“激进”，更热衷于修改宪法，其力求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政治大国”的外交诉求更加突出，不遗余力将自民党的保守主义执政理念付诸日本外交实践。
二、“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政策思路与尝试
安倍在自认为已解决美韩“历史问题”的基础上，将日朝邦交正常化、日俄领土问题谈判及对华政策调整作为“战后外交总决算”的突破口。
（一）寻求日朝关系正常化
日朝邦交正常化议题是安倍“战后外交总决算”的难点，关键在于如何解决日朝历史遗留问题。在2018年朝鲜半岛局势趋缓的背景下，安倍曾称“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并表示将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会晤，“打破互不信任的藩篱，解决绑架、核与导弹问题，清算不幸的历史，力争实现邦交正常化”。安倍之所以力争在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同时解决“绑架问题”，是因为美国对朝政策的变动使日本看到缓和与朝鲜关系的契机。安倍不失时机地将朝鲜核问题、绑架问题与“清算过去”作为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前提条件，进行双边“战后外交总决算”，力求彻底抛弃日本殖民统治朝鲜的“历史包袱”。
安倍预知“历史问题”难以绕开，就将“绑架问题”作为日朝关系正常化谈判筹码。2018年《日本外交蓝皮书》特意将绑架问题定位为“首要课题”，重申不解决该问题就不可能实现日朝关系正常化。但朝鲜方面则称“绑架问题”已经解决，强调对过去殖民统治的清算是朝日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先决条件。为此，安倍转而想通过美国的“压力外交”促使朝方就绑架问题让步，但美国却希望安倍能够“无条件”举行日朝首脑会谈，并称这样“或将大大有益于朝鲜弃核以及绑架日本人问题的解决”。特朗普在2018年10月美朝首脑会谈中提及了“绑架问题”，兑现了对日承诺。安倍也改变了把“绑架问题”取得进展作为举行日朝首脑会谈条件的一贯方针，与美国对朝政策保持了一致步调。 2019年5月特朗普访日期间，安倍表示希望在美国的协助下“无条件”实现与金正恩会谈。日方试探性地提出以2002年《日朝平壤宣言》为基础制定新的日朝首脑宣言，并将解决绑架日本人问题写入新宣言。[13]为了促成绑架问题解决，安倍试图将此问题“国际化”，其在2019年8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强调将与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一同关注日朝“绑架问题”。实际上，日本政府有意将日朝关系中的“绑架问题”解读为国际性人权侵犯问题，力图以此淡化未来日朝邦交谈判中“殖民统治朝鲜半岛”历史的负面影响。2019年9月，朝鲜的朝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担当大使宋日昊在与金丸信吾为首的日本访朝团会谈时表示，安倍所谓“无条件”与金正恩会谈方针“存在矛盾”，实际上仍是要解决所谓“绑架问题”的立场。宋日昊认为“绑架问题已经解决”，还重申了清算日本殖民统治是会谈先决条件的立场。这对于安倍的对朝“战后外交总决算”来说不啻于沉重打击。不过，安倍在2020年的国会施政演说时仍宣称：“为解决最为重要的绑架问题，我决心不带任何条件地与金正恩委员长直接见面。”
除“绑架问题”外，朝鲜核问题是安倍用来化解有关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历史问题”的另一重要筹码。安倍积极将朝鲜核问题列为日朝关系的议题，表示必须推动朝鲜半岛全面无核化，促使朝鲜采取具体行动。鉴于特朗普和金正恩已举行多次会谈，日本政府期待重启无核化谈判。在日方看来，如无核化磋商取得进展，将有助于实现安倍与金正恩直接对话。日方甚至认为，若美朝首脑会谈破裂，朝鲜或将期待接近日本，通过日本与美国沟通。尽管安倍于2019年6月提出计划“无条件”举行日朝首脑会谈的灵活姿态，但朝方坚称“必须清算过去的殖民统治”，反复批评日本，局面未出现转变。2019年11月，宋日昊发表谴责日本的谈话，对日本将朝鲜发射的“超大型火箭炮”视为弹道导弹表示不满。事实表明，朝方并未接受安倍将朝鲜核问题与邦交正常化谈判相提并论的立场。
（二）寻求解决日俄领土问题
安倍的对俄“战后外交总决算”主旨在于尽快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缔结日俄和平条约，“开创日俄新时代”。2018年11月，安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以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加速和平条约缔结谈判达成一致，貌似找到了提升两国关系的“突破口”。安倍希望以此为依据与普京缩小分歧，探讨日俄开展和平条约谈判的可行性。不过，安倍依然坚持“北方四岛”主权归属日本，并以此为签订和平条约的先决条件。
由于二战后的历史原因及领土问题，日俄在签署和平条约问题上各执一词。日方要求归还“北方四岛”作为与俄方签订和平条约的先决条件。俄方的立场是，“南千岛群岛已根据二战结果并入苏联版图，俄方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样的领土主权分歧形成“死结”，导致二战结束以来的日俄和平条约谈判一拖再拖。2018年，安倍展现出推动日俄和平条约谈判和解决双边领土问题的积极态度和信念，其曾就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日俄和平条约谈判表示：“战争结束已72年，但还没有和平条约，这是异常状态。必须想方设法打破这一局面”。对此，普京提议俄日可不设先决条件探讨签署和平条约事宜，双方达成了基于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加速和平条约谈判的意向。不过，俄方要求日方承认“南千岛群岛”为俄罗斯领土这个二战结果，并表示这是和平条约谈判的前提，这使得日俄“两位首脑在任期间弥合立场上的分歧变得几乎不可能”。
安倍力求俄方认可“北方四岛”归属日本，以此作为改变“战后安排”、摆脱“战后体制”的切入点。日方不愿提及“北方领土问题”的历史背景是日本发动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失败的后果，而更强调苏联于二战末对日参战“占领了北方四岛的所有领土”并于1946年将四岛“划入”自己的领土范围。日俄即便以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达成缔结和平条约谈判意向，也依然绕不开“领土问题”对于日俄关系的困扰。俄方于2019年7月明确表示俄日讨论的是和平条约，而不是移交岛屿问题。普京于2020年2月发表声明，支持国内有关在宪法中规定禁止让渡俄罗斯领土的提议。24]日俄领土问题不仅是两国缔结和平条约谈判的现实障碍，更加涉及到两国如何看待“战后安排”的历史观分歧。
安倍有关“北方四岛”的主权诉求是“战后外交总决算”的重点所在。在安倍看来，“北方领土问题”是二战形成的历史事实，日俄关系的改善将对日本的领土诉求有利，发展两国关系对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具有特殊意义。为此，安倍确曾“放下身段”打算出席2020年5月8日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红场阅兵仪式，以期赢得普京同意就“北方四岛”领土问题开展谈判。安倍甚至计划以俄罗斯仅移交“北方四岛”中两个岛的“两岛解决”方案为中心展开磋商。安倍“描绘的战略”是通过反复与拥有巨大权力的普京直接谈判，促使其做出决断。安倍有意通过出席普京视为弘扬国威的重大庆典，深化日俄首脑间的信赖关系。但当安倍得知莫斯科红场阅兵或改为二战胜利日（2020年9月3日）后便表态不会出席，并认为如此安排是针对日本于1945年9月2日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由此可见，安倍积极推动发展日俄关系和“北方领土问题”谈判都是服务于“战后外交总决算”，其有关改变日本战败国形象的既定目标和原则仍为难以逾越之“藩篱”。
（三）调整对华政策，寻求改善中日关系
安倍政府在“战后外交总决算”的理念下，提出“化竞争为协调”的对华政策，缓和中日双边关系，既有顺应国内外变局的原因，更有重新定位“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之意向。
首先，恢复日中高层互访，迈出了构建双边“互信”的第一步。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为契机，日本以中日韩首脑会议轮值国身份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日，迈出了构建双边互信和维护东北亚共同利益的关键一步。安倍于2018年10月访华时表示，“日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高层及各层级交往，持续改善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妥善管控好双方分歧，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深入发展，共同致力于地区稳定与繁荣”。2019年6月大阪g20峰会期间，中日领导人就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进行了会谈和磋商。
其次，聚焦经贸合作。在安倍2018年10月访华期间，中日双方就在第三国基建开发等方面推进合作达成了共识，并就重启货币互换协议、设立磋商先进技术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创新合作机制”达成一致。在2019年12月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安倍表示愿与中国等相关国家共同推动尽快签署高水平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
最后，加强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打响之初，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就明确表达了对中国抗疫行动的理解和支持，并迅速着手对华援助口罩、防护服等防疫抗疫物资，展现出“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睦邻之谊。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和公明党干事长齐藤铁夫专程到访中国驻日使馆表达尽力协助抗疫的意愿，表明了加强中日防疫抗疫合作的必要性,并募集了12万套防护服支援中国湖北等地。安倍在2020年2月会见到访的中国代表时表示，日中两国都处于抗击新冠疫情的困难时期，希望日中加强协作克服困难战胜疫情。“日方愿同中方加强信息共享、疫情防控等交流合作，向国际社会发出携手应对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挑战的积极信号。”中国在本国疫情缓解后，也尽己所能向日方提供帮助。两国在疫情面前向世人展现出了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互助姿态。
但是，中日关系中所涉及到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及价值观冲突仍然客观存在，其随时可能损害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体现于近来其涉港问题表态和钓鱼岛行政区改名等举动，导致中日两国间新旧矛盾叠加，严重影响两国政治互信的可持续性。
三、“战后外交总决算”面临的困境
“战后外交总决算”是基于历史修正主义的对外关系理念，是对于“战后安排”或“战后体制”的挑战，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多种制约因素。
首先，日本国内舆论质疑安倍提出“战后外交总决算”的动机和目的。虽然安倍已多次表达推进“战后外交总决算”的决心，但对于解决“东北亚留存冷战结构”问题却缺乏具体政策措施。日本在野党和舆论界纷纷质疑其“流于表面”，是安倍为了赢得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标志性台词”。日本政坛对安倍推进“战后外交总决算”的落实状况不满，认为首相官邸主导的外交政策“很有气势”，但执行起来却有难度。有日本媒体评论指出：安倍虽表示愿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但综合解决相关问题的具体步骤却迟迟未现，导致“战后日本外交总决算”给人模糊不清的印象。
其次，日俄和平条约谈判与处理领土问题的矛盾难以化解。在安倍看来，只有坚持日俄领土谈判，确定“北方领土”的主权归属认定，在解决日俄领土问题的基础上签订和平条约，日本才能改变二战战败国形象。不过，俄方不仅“重申在领土问题上不打算让步”，还进一步指出美军可据《日美安全条约》在日本任何地方设置军事设施乃是日俄缔结和平条约的障碍。2020年1月，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在日本参加新一轮战略对话会后表示，俄日无法就在日本境内部署美国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的问题达成一致。事实表明，日俄首脑尽管达成以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进行和平条约缔结谈判的意愿，但日俄和平条约谈判与处理领土问题的矛盾常态化却日趋显现。这是由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文本内容所决定的，其中领土问题是两国能否缔结和平条约不可回避的议题，这必然会影响日俄缔结和平条约的进程。安倍力图改写《日苏共同宣言》中关于“和平条约缔结后将齿舞群岛与色丹岛移交给日本”的次序，即以先行确认“北方四岛”主权归属日本作为选项之一推进谈判。这样的立场显然与俄方将和平谈判与领土问题分开来的立场相距甚远。尽管安倍与普京在2019年6月g20大阪峰会期间就缔约和领土问题力争达成框架协议，但后因俄方态度强硬而遭放弃，双方甚至对于可促进双边谈判的共同经济合作活动“也仍存在分歧”。连参与对俄谈判的日方高官也表示日俄领土谈判“很难打开僵局”，可见安倍对俄“战后外交总决算”的前景不容乐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至2021年的北海道“日俄地方交流年”很可能会延期，其他有关谈判能否推进亦未可知。
再次，日朝之间的“战后外交总决算”绝非坦途。在日朝双边问题上，安倍有意依据《日朝平壤宣言》（2002年）解决绑架问题与朝鲜核问题，并力争与朝鲜进行邦交谈判。而朝方要求日本彻底清算过去殖民统治历史，并向朝鲜做出道歉和赔偿。日本强调解决绑架问题与朝鲜核问题是重开日朝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前提和首要议题，并以此作为牵制朝鲜关于日方应为“殖民统治赔偿和道歉”立场的有力武器。事实上，朝鲜对于安倍的“如意算盘”了若指掌，朝方已多次表明“历史问题”是日朝邦交谈判难以绕开的主要议题，朝方在未来的日朝谈判中很可能会提出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时期的“强制动员”问题。因此，日朝关系基本不太可能会按照安倍“战后外交的总决算”的意愿发展。朝方甚至认为“朝日间的关系别说正常关系了，目前是一味恶化”。就连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指出，朝鲜重视与美国直接谈判，“与日本改善关系的优先度不高”。
最后，对华“战后外交总决算”并非中日关系改善之因，且为两国关系良性发展增添隐忧。中国领导人曾多次表明“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及“中日四点原则共识”是维护双边关系的基础，强调其对于维护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尽管安倍政府提出了“化竞争为协调”的对华政策意向，但仍需“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这个“压舱石”保障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可以预见，安倍对华“协调”显然不会限于中日经济关系及区域经济合作，未来还可能涉及中日关系中业已存在的诸多新旧问题。因此，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精神发展两国关系，对于中日关系至关重要。
此外，出乎安倍意料，韩国就“强征劳工问题”发难，打乱了其“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战略部署。即使之前安倍曾“破天荒地向韩国承认‘慰安妇问题’的国家责任”，但日本仍“面临‘强征劳工问题’可能被追究责任的压力”。2019年日韩之间的“历史问题”蔓延到了经贸、安全和政治领域，严重影响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四、结语
安倍的“战后外交总决算”与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一脉相承，在对外关系层面皆表现出“历史修正主义”的特质。安倍的“战后外交总决算”以“国家政策及基本方针”面目出现，打着改变“东北亚依然留存着的冷战结构”“构筑新时代东北亚和平与繁荣的基础”的“积极和平主义”旗号，实质是力图改变“战后安排”，甚至谋求改变“二战结果”，其历史修正主义意图显而易见。可以说，安倍的“战后外交总决算”就是力图以“历史修正主义”实现日朝、日俄和中日关系的“大调整”，为修改“和平宪法”和摆脱“战后体制”营造周边国家予以认可的国际氛围，大有从根本上模糊二战反法西斯性质的意图。事实表明，日本并未能够与周边国家达成真正的“历史和解”。安倍政府力图以“战后外交总决算”切割“历史问题”，反而遭到相关国家的质疑和抨击。基于日本国家利益和修正主义历史观的“战后外交总决算”受挫在所难免。日本与周边国家的领土或历史问题激化表明，顺乎“历史正义”才是“构筑新时代东北亚和平与繁荣”的理性选择。（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