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界侵华战争研究的环境史脉络刍议-yabo亚博88

　　【提要】侵华战争研究一直是日本学界的研究热点，其中存在一条可以视为环境史趋向的研究脉络。大体而言，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在二战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日本学界只是将环境作为历史事件与社会演变史的一个背景因素，或是研究中提及的一个侧面；20世纪8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开始在侵华战争研究中建构“环境与社会”的关系，进而将环境元素作为侵华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意识之一；21世纪后，随着一批学者吸收或采用环境史研究方法，从跨学科、多维视角研究侵华战争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以及环境对后续中国社会的影响。梳理日本学界在侵华战争研究长期存在的环境史趋向，能够推动中国学界从环境史视角加强对侵华战争研究的学术反思。

　　【关键词】环境史；侵华战争研究；日本学界；资源矿产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对近代中日两国历史和世界格局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1945年起，日本学界对侵华战争进行了长期的研究，重点就日本为何战败、为何与中国关系恶化以及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近年来，日本学界多从自然与人的关系视角对侵华战争展开环境史研究，重视研究侵华战争对中国的自然、社会环境造成的长期影响，认为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的人口、财产、社会发展等方面造成深重的灾难，更对中国整体环境及后续发展造成极为深刻的破坏性影响。环境史致力于考察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历史，既是一门新史学，也是一个面向现实的基础性研究。当前，日本史学界各分支领域已出现明显的环境史趋向，其中日本古代史研究从民俗史、社会史、农史角度展开的论述尤为突出，日本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环境史成果也更加异彩纷呈。

　　日本学界的侵华战争研究虽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史研究的意识和方法，却已经对环境史趋向做出了积极回应。梳理日本学界侵华战争研究的环境史趋向，不仅能够对中国学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问题研究学术体系形成查缺补漏的效果，还能为中国学界增强二战问题研究的话语权提供新的思路。显然，中国学界一直都在努力对过去的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问题意识加以拓展，突破既往研究形成的范式，而环境史是能够为目前作为“显学”存在的日本侵华战争研究形成强大助推的路径之一。本文通过梳理日本学界侵华战争研究的学术史，试图探讨日本学界进行了哪些与环境史相关的学术创新和努力？这些成果存在哪些共性的不足？这种趋向能够对中国的侵华战争研究多元化提供怎样的启示？

一、战后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出现的环境史意识

　　二战后，日本最早研究侵华战争的学者不是研究近代中国史的学者，而是研究近代日本史的学者。这是因为在近代日本发动侵略的过程中，日本的各大机构保留了大量侵华调查与侵华政策的资料。比如，满铁对中国农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尤其是对中国东北农村进行了更为细致入微的调查，留下了大量的调查资料。这些资料为日本史学者提供了诸多便利，尤其是在研究社会经济史的日本学者当中，很多人从日本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出发，探讨日本的侵华行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造成的影响。在这一学术研究过程中，环境意识虽然只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一个因素存在，却已经萌生了关注近代中国环境变迁的最初意识。

　　20世纪60年代，石田兴平从殖民经济史视角研究了清代到20世纪初东北经济与社会的变迁。他从清代以来东北人口增加与土地开垦的关系展开，谈及旗地、皇庄、县域经济和民族资本的发展情况，认为在日俄对东北进行半殖民地经济渗透过程中，形成了与粮栈、磨房、烧锅、油房等加工业相匹配的农作物种植与加工方式。桑野仁从日本占领下华北地区的货币政策入手，研究日军、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和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展开的斗争。他在《战时通货工作史论》一书的第11章指出，日军在华北大灾荒之际的货币战争，实际就是进行最原始的粮食争夺战；第12章考察了日军的暴力掠夺对农民、城市劳工、民族产业造成的影响。安藤彦太郎从满铁的收益视角切入，论及“铁路和抚顺矿业”是满铁的两大支柱性收益来源。满铁不断增加对抚顺煤矿的开采量，又依托满铁沿线城市牢牢控制煤炭市场，不仅向中国东北各地出售煤炭，还积极增加出口煤炭的供应量。在今天看来，石田兴平的研究已经部分触及东北环境变迁问题的探讨，只是没有进一步指出不同农作物种植与不同土地开垦方式对近代东北社会走向的影响；桑野和安藤也意识到生存环境和资源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难以回避的问题。

　　浅田乔二指出，日本侵略者通过土地改良机构进行了水利、开垦、围垦，将殖民地的土地加以集中，在中国台湾形成了以甘蔗种植业和制糖资本的垄断侵略，在朝鲜则重点推行稻米增殖计划，在中国东北大肆掠夺土地对农业生产的稳定性造成严重破坏。他的研究虽然从经济体制和地主制角度切入，但所涉大量关于农业生产、土地制度，已经触及日本侵略对不同地区环境与生产方式改变造成的影响。他认为，“的确，如果想到日本本国的地主制核心在于形成稻田种植地带，朝鲜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最大的粮食供给基地则形成以稻作为中心的佃农大农场，这是日本半封建地主制在殖民地再现的典型案例。”石田武彦从近代中国东北重要的经济作物大豆入手，探讨20世纪初中国东北油房业以及东北农作物外销不可或缺的粮栈业发展情况。显然，石田武彦的研究是基于经济学的分析视角，但已经敏锐地看到近代东北环境造就的“重要资源”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并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地区历史走向和生产模式转变。

　　在社会研究领域，日本学界较早从优越的自然环境出发，研究近代日本向中国东北实施的大规模殖民侵略。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满洲移民》。在该书中，浅田乔二介绍了日本向满洲农业移民政策的制定过程；君岛和彦叙述了承担近代日本向东北移民的满洲拓殖会社和满洲拓殖公司的活动情况；柚木骏一从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出发，认为日本农村经济困顿且人口大量富余，作为释放压力并解救日本农村困境的办法之一，就是选择向中国东北实施移民分村；高桥泰隆则以长野县读书村为例，考察实施分村的具体过程，涉及当时东北农村自然资源和生产环境的描述；小林英夫探讨了日本人移民东北后的实际耕种情况与生存环境等。

　　这一时期的日本学界从社会经济视角论及日本侵略战争对近代中国环境造成的影响，此类研究虽未真正触及生态学视角的学术探讨，却已经将近代中国农民和工业生产对生物和资源的依赖性做了梳理，还从侧面分析了近代日本侵华对中国东北社会的生产生活和自然资源造成的巨大破坏性作用。这些成果中使用的史料及成果本身完全能够对今天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史研究起到拓展和启示功效。

二、日本侵华战争研究中导入“社会与环境”的探讨

　　近代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不仅造成大量中国军人战死沙场，日本军队还在占领区内实施“三光”政策，掠夺各种资源财富，日本学界因此最早从政治、军事、经济的视角进行侵华战争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学界围绕“统治”与“掠夺”两个视角展开侵华战争研究，由此涉及人口锐减、洪涝灾害、干旱、饥荒、河流改道、传染病等环境问题，已经初步具备了环境史研究的自觉。

　　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诸多环境要素而言，日本学界对中国东北大豆展开的论述最多。从日俄战争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不断加大侵华力度的同时，东北的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成为对日出口和东北对外贸易的重要战略物资。其中，对日出口的豆饼是日本国内农用氮肥的主要来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是占到日本进口肥料的七成，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长期占日本进口肥料的一半以上。日本学界对东北大豆及其加工品的生产与流通展开基础研究，石田武彦对20世纪初中国东北地区民族资本油房和日本油房在东北地区快速增加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桥本寿朗和铃木恒夫在探讨侵华期间重化学工业的硫酸铵（尿素）研究成果中，指出中国东北豆饼在20世纪20年代与英德美日的工业尿素在日本肥料市场展开过激烈的价格竞争，从20年代末期，中国东北大豆种植及加工业开始出现颓势；金子文夫的研究成果体现出近代东北的大豆经济确立、发展和变动是探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基本要素和底层逻辑，日本通过满铁掌握大豆的运输途径，并将殖民统治范围逐步扩大至对近代中国东北铁路、金融体系的掌控。

　　20世纪80年代，小峰和夫在关注中国东北的油房业研究基础上，加入对近代中国东北环境与产业变迁的研究，他强调东北的香料、银、茶、貂皮是当时中国对欧洲贸易的重要产品，“中国东北也不再是未开垦的边疆地区，而是一个拥有各种良好资源的开发地带，满洲的森林、沃土、黄金、煤炭等资源吸引来外国企业家、商人、官员的关注，尽管还有马贼、鼠疫的威胁，也无法阻挡日益增加的到访者”。塚濑进的研究突破了将中国东北地区行政划分作为分析框架的惯用手法，认为铁路铺设不仅扩大了沿线农业耕种面积，日本的殖民统治也随着铁路向东北腹地延伸，因此，他以自然地理和铁路铺设效果及其辐射区域作为新的分析架构，依据铁路运输、农业资源、人口移民等统计数据，将中国东北地区划分成九个不同自然条件、交通条件、物质资源等形成的区域性经济圈。近代东北丰富的森林资源也进入塚濑进的研究视野，“根据1924年的视察报告显示，鸭绿江沿岸的森林荒废程度超过了预期，鸭绿江采木公司到1933年营业期限后因无木可采而不得不解散。”另外，苏云山和岩井吉弥也做了类似研究，指出鸭绿江采木公司疯狂砍伐沿岸的森林，却几乎没有进行过植树造林，直接导致采木公司到伪满洲国成立后陷入不得不解散的境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学界对中国华北农村的村落共同体进行过较多研究，其中不少成果对华北农村环境展开过叙述。石田浩、中村隆英等人回避了“平野和戒能的论战”，更倾向于对华北农村生产力、棉花种植、抗灾能力、水利组织和物资动员等展开研究。中村隆英以1933—1945年的日本在华北经济殖民统治为切口，从“日本对华北的要求是什么，采取什么政策，得到什么，或者是想要得到什么”的角度展开分析，其中第四章阐述日军除了从华北掠夺原料之外，还在华北进行铣铁加工，然后再运往日本，由此得出日军对华北经济的控制是以获取煤炭、铁矿石等资源为最优先目标。通过探讨华北的“社会与环境”，对日本学界此后深入研究华北民众生存状况、天灾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学术启示。

　　对日军在1938年10月占领广州之后的研究中，也有一些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成果。谷城秀吉认为日军对华南的占领将获取所需战略物资和资源放在第一位，所进行的“经济建设”全部交由日军操控下的华资企业来强制征集当地物资，这对华南的经济与资源造成严重破坏。太田弘毅考察了日军在1939年2月占领海南岛之后对农业和采矿业的疯狂掠夺，如对田独铁矿（石原产业海运公司）和石碌铁矿（日本窒素肥料海南兴业）进行开采，并将大量的铁矿石运往日本本土，恶劣的劳动环境和残酷的镇压只给当地留下了废弃的矿坑和矿工的累累白骨。浅田乔二在《日本帝国主义下的中国》一书中，指出日本对占领地的经济统治是以掠夺农业资源、矿业资源为最优先目标，而金融政策、铁路线控制等则发挥辅助作用，由此推导出日军侵华战争走向崩溃的历史必然性。

　　另外，日本学界还对日军在战争中采取的惨无人道的野蛮行径也进行了相关研究，涉及“三光”政策、毒气战、细菌战等，尤其是就七三一部队的活动对中国各地此后的环境与疫病传播造成的深远影响。毒气战方面，研究学者有田中宽；关于七三一部队的研究有常石敬一、松村高夫等人。虽然他们的观点与中国学界存在诸多不同，但此类研究已经将原来对侵华战争研究的重点从人员伤亡和日本侵华战争惨无人道的一面，扩展并触及研究侵华战争对中国环境和中华文明造成的深远破坏。

　　日本学界还将鸦片作为重要切入点，研究日军在占领地积极推广鸦片种植和销售。江口圭一考察了日军在中国各地实施的鸦片政策，指出日军在内蒙古大规模种植鸦片，销量极大，还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与其他作物争地、水和劳力的局面，极大地消耗地力，却成为支撑日军侵华战争的重要财政收入，仅1941年在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辖区内就收获了1115万两鸦片（1两=36克）。

　　归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学界的侵华战争研究，可以发现其研究越来越多地加入环境元素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影响的论述，环境已经成为传统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日本学者对于环境的意识并不像西方学界从生态主义出发，而是更倾向于在传统史学中引入环境研究的方法，这是日本侵华战争研究在环境史转向过程中形成的研究特色与研究手法。因此，对日本学界侵华战争研究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点：首先，将环境作为理解日本侵华的核心要素之一，指出日本侵华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掠夺资源；其次，部分地揭示了日本侵华战争对当地包括环境在内的社会、经济造成的深重灾难；最后，始终难以摆脱“战争史的影响”，缺乏批判性，从生态、区域视角就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的深重生态影响的论述不足。

三、环境成为侵华战争研究难以回避的问题

　　21世纪后，日本学界受到欧美环境史和本国公害史的影响，侵华战争研究形成更多元开放的学术氛围。一方面对此前“社会与环境”关系的考察模式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有些学者认为二者可加以细分，特别需要从生态学视角出发将环境问题独立出来作为侵华战争研究的重要内容，从而思考侵华战争下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以及人与环境、社会与环境的关系。

　　（一）对东北地区的研究体现为多元化的环境史趋向

　　21世纪以来，日本学界对近代中国东北的研究出现一定程度的井喷现象，除了研究伪满洲国、满铁等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之外，还加大了对东北的农业资源、矿业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探讨力度。山本有造将伪满洲国14年的宏观数据做了梳理，归纳农业生产力、矿工业生产力、国际收支等经济指标，推导出伪满洲国的矿工业生产力在1942年以前处于上升，之后转为下降，从1944年开始进入急剧衰退，农业生产力因伪满政府强力推行“增产运动”而勉强未出现大幅度的衰退。坂口诚意识到东北大豆种植和日本渔业捕捞之间的密切关联，指出日本在明治中期出现鱼肥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就是从中国东北大量进口廉价豆饼成为日本最重要的肥料来源，并直接带来鲱鱼捕捞量的减少。风间秀人认为伪满洲国已经出现聚集性工业地带趋势，鞍山、本溪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抚顺有煤炭、铝矿、页岩油资源，是形成“南满洲工业地带”的重要资源条件。冈部牧夫以“大豆经济的形成与衰退”为线索探讨满铁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扩张，他强调大豆经济对满铁经营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是推动满铁建设港口、开办各类试验所、设立各种公司、进行战时调查的重要因素。松本俊郎以鞍山制铁所为例，考察鞍山钢铁厂从伪满洲国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作用，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他指出20世纪40年代随着鞍山制铁所对铁矿石、煤炭需求不断增长，日本开始从华北地区调入大量所需物资，对东北、华北的环境造成的影响日益复杂化、扩大化。山本裕在前述安藤彦太郎的研究成果之上，从环境能源视角指出抚顺煤矿开采量从1907年的5.3万吨上升到1928年的213.5万吨，约占东北煤炭开采量的20%—30%，从而推动中国东北地区本土工业能源供应体系的形成。

　　关于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一直是日本学界研究的热点，但在21世纪之前的研究成果中涉及的环境话题显得比较零散。随着研究的深入，出现了从移民视角讨论东北环境变迁的趋向。玉真之介认为近代日本向东北武装移民的性质与作用并没有在伪满洲国时期得到长期的贯彻，虽然最初的意图是为了“统治和掠夺”，但在实施过程中遭遇诸多现实的抵抗和制约因素，然后他从环境角度引入了一个新的观点，认为日本将东北的粮食种植纳入总力战体制中，是为了解决日本本土粮食不足而不断强化在东北开荒种粮，所以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就不能完全将移民东北视为输出过剩的人口。今井良一考察了日本开拓民在东北的地主化现象后指出，日本原计划要实现所谓的开拓民模范农业，在中国东北建立稳定的农产经营者，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遭遇到与日本本土迥异的气候、风土等客观条件限制，形成了与政策截然不同的结果。小都晶子考察了伪满洲国政府与日本开拓民之间的关系，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她对日本人移民定居点的考察，比如在伪锦州省盘山县因为土壤碱性和水灾而未能成功对所谓“未利用土地”进行农业开发；在伪吉林省德惠县面对无法推进的“未利用土地开发”而转向“既利用土地”的掠夺和增产。小都的研究着重强调日本侵略者完全忽视地域差别、气候地理条件的不同，以及移民所需的土地改良等条件因素。

　　关于鸦片研究，山田豪一可谓是集大成者，他撰写的《满洲国的鸦片专卖》一书九百余页，探讨了日俄战争后到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东北组织鸦片生产、销售的罪恶史，文中就鸦片种植削弱东北农村经济基础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做了综合分析。熊野直树用两种植物很形象地归纳了近代日德两国贸易关系，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是大豆贸易，在此之后则转为鸦片贸易。他指出德国在和“满洲”、日本的交易过程中，相比汇兑结算更倾向于使用易货贸易，在日本占领的东南亚地区，德国几乎直接将鸦片当作货币来使用。

　　安富步、深尾叶子编著的《满洲的成立》一书，是日本学界从“生态社会史”视角对侵华战争研究进行解构的代表性成果。所谓近代“满洲”空间的形成，除了帝国主义侵略之外，还与大规模移民带来的自然生态环境破坏有关，作者既关注中国东北发达的铁路网及其枕木对森林的消耗，又论及县城与农村重要的交通工具——马车，以及蒙古马匹和东北宽叶树材制作的马车不分冬夏、高效率地将东北农村各种资源汇集到县城，形成了近代东北特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发达的县城经济、树状组织、权力性商人等。此后，东北地区的大豆迅速国际商品化，成为影响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物资；东北的毛皮也开始在国际市场走俏，兴起了大规模猎杀土拨鼠以获取毛皮的生意，这直接造成鼠疫病菌迅速从原来小范围、零星事件演变成近代东北、华北地区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随着森林消尽、马车和火车撕裂大地、毛皮贸易兴盛，相比清代八旗将军管辖之下的封关及“树海”而言，近代东北的环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最直接的体现为东北虎能够栖息的环境几乎消失殆尽。该书从近代东北拥有茂密森林和丰富野生动物资源的纯自然生态环境切入，勾勒出近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殖民统治东北的社会形态，突破了以往日本学界注重社会经济领域的探讨路径。这种学术尝试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日本学界从环境史角度进行侵华史研究已经有一种跃然纸上的感觉。

　　（二）对华北地区的研究呈现为生态意识的增强

　　华北地区研究长期作为日本学界的关注热点，在21世纪受中国史研究中涌现出来的环境史成果的影响，相关论述与考察愈来愈多。白木泽旭儿对华北农业问题的研究已经明确将农业生产与环境问题加以结合，“实施棉花增产政策之际的桎梏，是华北农民面对种植棉花和粮食作物之间的竞争问题，如何牢牢控制农民并向日军提供必要的物资和应对旱灾、洪水威胁等成为日军在占领地实施统治的重要课题”。此外，他考察全面抗战时期华北煤炭、铁矿石的开采后指出，从1939年起日本就将华北的煤炭年开采量提高至2000万吨，到战争后期，华北更成为对日输出铁矿石的重要来源地。为提高对日本本土出口铁矿资源的效率，侵华日军在华北修建了一批小型熔矿炉，将华北开采的铁矿进行粗加工后再运往日本。畠中茂朗对日本国内的贝岛炭矿株式会社如何从事井陉煤矿经营活动加以考察，强调日军对井陉煤矿的滥采造成矿难频发。内田知行的《黄土的大地》考察日军占领下的山西省财政、鸦片管理体制、炼铁等，指出山西省社会经济状况变化已经严重影响山西农村社会的生存条件、生活情况，从而得出“为有机地组织民众力量和从地方内部进行开发，就必须赶走作为侵略者的日军和失去民众支持的国民政府军”的结论。

　　近二十多年，日本学界有一批研究中国华北农村社会经济史的学者开始从环境史视角对日本侵华战争下的中国农村展开研究，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内山雅生、弁纳才一、久保亨等人。内山雅生在研究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史过程中，汇总了不少从环境史视角反思近代中国发展问题。比如，2018年在其编著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性展开——社会变动和新的凝聚力》一书中，福士由纪对近代中国农村中的结核病传播与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流入做了相关研究；前野清太郎利用《洪洞县水利志补》的诉讼资料，考察了中国农村在治水、用水方面的“私”与“公”的关系等。弁纳才一主要研究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并从山东的小麦种植与销售渠道着手研究，指出山东小麦种植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连续多年遭遇旱灾和水灾的侵袭，使得1940年的收成只有普通年景的六成，1941年只有八成，1942年只有七成，而侵华日军又试图以低价强制购买小麦自然受到山东农民的普遍抵抗，这不仅导致粮食价格暴涨，更使农民进一步截留粮食自用，强化了山东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的色彩。本庄比佐子、内山雅生、久保亨编的《兴亚院与战时中国调查》虽然仍属于从政治和经济角度探讨近代中国社会的研究成果，但在第二部第四章“重要国防资源调查”、第五章“华北联络部资源调查和华北农村”和第六章“从兴亚院调查看到华中的米情况”中，已经大量涉及与环境相关的畜产、农产、军马资源的调查情况，以及日军对当地稻米生产、流通造成的破坏等。

　　华北地区的河流既是侵华日军无法绕过的河，也是侵华战争研究环境史转向过程中无法绕开的研究对象。岛田美和申请了题为“战时‘蒙疆’日中自然资源开发的比较研究”的课题，从自然资源的“管理与开发”角度研究侵华战争下日中两国对资源管理与利用的政策，考察国民政府华北水利委员会为防止永定河洪水肆虐对官厅水库制定的治水计划，在抗战爆发后兴亚院从扩充生产力、增加种植面积和建设“防共”地区出发，对永定河与官厅水库制定了“华北河流计划”。黄河既是哺育华夏文明的母亲河，也是侵华战争期间阻断日军南下的“战线河”，但将黄河的环境作为战争力量加以使用之后，其决口带来的种种影响却超出当初“谋划者”的种种盘算。芳井研一对黄河决口造成的难民问题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考察。他指出，河南难民的形成原因除黄河花园口决堤之外，还因为1942—1943年河南省遭遇持续阴雨天气造成粮食歉收，随后叠加蝗灾、干旱造成了大饥荒；而湖南难民的原因除了长沙火灾之外，还因粮食欠缺所致，即使同期侵略湖南的日军也遭遇了粮食不足、霍乱蔓延、营养不良等问题，日军士兵出现了不少病死的情况。芳井考察全面抗战时期的华北粮食生产后指出，华北只有少数地区能够做到粮食自给自足，作为稻米主产区的华中的粮食供应也陷入十分窘迫的境地，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将难民问题和解决粮食供应加以结合，虽然日军的外部压力不断增大，却也在极大程度上促使华北地区提高了自身生产力，为抗战胜利积蓄了力量。芳井还指出，日军侵华期间造成的难民与战争有着密切联系，他对华北、华中、华南不同地区的战争难民情况进行了梳理，认为虽然现存统计资料难以完整反映当时的情况，但日本侵华造成数千万的难民流离失所是不争的事实。显然，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没有像英国学者穆盛博那样提出十分抽象的“能量和能量流动”（energy and energy flows）——对抗战时期黄河南部的豫东地区的战争与环境的新阐释，却已在注重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加强了对战争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思考。

　　（三）对华中、华南地区的研究出现经济、农业视角的环境史转向

　　日军在侵略华中、华南地区的过程中，受到战线过长的影响，对占领区的经济资源和农产品的掠夺尤为依赖，而且日军的残酷掠夺对占领区的环境及社会的影响也更深刻，日本学界对此展开的研究成果也较为突出。荻原充重点考察日军在侵华期间对大冶铁矿的经营与掠夺，其实大冶铁矿在被日军占领之前就对日出口，因此，日军在占领大冶铁矿后对其更是寄以极高的期望，不断提高铁矿开采量，到1942年达到145万吨，对日出口14万吨，这直接造成大冶铁矿到1943年出现矿床枯竭、铁矿品位下降等环境问题。弁纳才一考察了山东和华中地区在抗战期间的农业产量大幅下降和流通渠道遭到破坏，进而造成大范围的粮食短缺，形成严重的饥荒问题；他还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汪伪政权档案，分析了1940—1945年华中地区“粮食短缺的原因”。高纲博文对日本侵华企业“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做了深入研究，指出这家“国策公司”的主要任务就是掠夺和统制华中的资源，并具体考察了该公司下属的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对华中种桑、养蚕、丝织的掠夺与破坏。

　　关于华南的侵华战争研究，日本学界尤为关注海南岛并取得较为突出的成果。柴田善雅考察了日军占领海南岛期间日资企业对田独铁矿和石碌铁矿的掠夺性开采。水野明的研究成果揭露了不少此前鲜为人知的日本海军对海南岛的掠夺，介绍了既有研究中关于日军将海南岛作为战略物资供应基地的内容，还谈及日军为建设运输铁矿资源而在短期内强征土地铺设铁路、修建港口设施，因此对海南岛内居民进行强征和抓捕，且从上海、广东强征不少人补充海南岛的劳动力需求。在海南岛的相关设施得到初步完备之后，1941年9月日军开始从雷州半岛等地大肆掠夺桐油、大米、草席等运往海南岛，再从海南岛运出日本所需的战略物资。笔者认为，不能仅限于从军事和政治角度探讨日军占领海南岛，或许能从环境史视角将海南岛理解为日本在华南地区筹集日军所需战略物资的重要中转地。

　　日本学界还对日军侵华期间惨无人道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吉见义明探讨了日军在华毒气战，松村高夫对七三一部队与东北鼠疫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虽然都属于传统侵华战争研究的内容，但也可视作环境史问题的研究。

　　21世纪以来，日本学界在侵华战争研究领域除了出现较多可以视作环境史研究的成果之外，也产生了从环境史视角进行研究的成果。虽然日本学者在立场、目的性等方面或多或少与中国学界不同，但仅就学术方法而言，他们尝试从环境史视角进行的学术努力对侵华战争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深化传统的侵华战争研究和寻找新研究思路做出了颇有意义的尝试。另外，日本学界也意识到西方环境史学界主流的生态视角对侵华战争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预计未来日本学界的侵华战争研究或在环境史转向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四、环境史视角研究侵华战争的学术反思

　　通过对二战以来日本学界在侵华战争研究领域存在的环境史趋向展开分析，可以看出，环境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日本学界的认可和重视。基于对日本学界在侵华战争研究领域出现的环境史趋向及其不足之处，或可对中国学界加强环境史视角下侵华战争研究提供如下几点反思与启示。

　　（一）日本侵华战争研究不能缺少环境史视角

　　日本侵华战争研究不仅是对日本长达半个世纪侵华的战争史研究，更是涉及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国家沉沦与崛起、民族抗争等关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专门史研究。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日本侵华行径，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对中国的国防、社会、经济、民生等部门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战争对人类生命造成极大的摧残和伤害，消耗大量的资源并造成持久性的生态环境破坏，是人类对自然造成破坏影响最为粗暴的手段。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战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却很少为人所关注，而事实上战争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影响是存在并长期延续的”。中国学界的侵华战争研究明显侧重于研究战争对人造成的伤害、战争对经济造成的损失、战争阻断社会的发展轨迹等，忽视了对侵华战争与中国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

　　战争是综合国力的比拼，除了“人”作为战争直接动员力之外，还少不了对自然环境中战争资源的争夺与破坏，战争体系研究不能缺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抛开环境只谈侵华战争中的“人的厮杀”，从历史学的方法论上来看，显然是不够全面的。目前的日本侵华战争研究对象将研究主体局限于“人的战争”，忽视了“环境的战争”和“战争中的环境”。参与战争的要素除了人之外，还有环境，如果只重视对人的研究而轻视环境研究，显然就不能对战争行为与影响做出全面、客观的分析与评价。传统的侵华战争研究受限于政治学和军事学的影响，采取了将人作为中心的“正统史学”叙事范式。在这种正统史学的叙事当中，自然环境只是人类活动的布景或舞台，是人类获取战争“资源”和进行战争的场地，侵华战争成为脱离于中国环境之外的行为，从而忽视了战争与社会之外的环境变化及长期影响。

　　目前大部分侵华战争研究成果和评论性文章均未提及侵华战争研究缺乏环境意识的局限，至少在主流的侵华战争研究中，学界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环境问题与环境史趋向的重要性及意义。当然，在环境史兴起之后，也有一些研究成果论及环境要素，但基本存在以下几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将环境作为侵华战争研究中的背景和外部要素，环境成为瞬息万变的战争中的“不变因素”存在，而且对战争的反作用几乎被放在了历史的角落，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陪衬。二是将环境单纯地视为资源或经济活动加以探讨，环境成为无条件服从战争需求的“被动角色”，虽然环境被纳入日本侵华战争研究当中，却只作为一种经济史和产业史研究的延伸或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而存在。三是无视侵华战争期间各个地区之间环境要素的天然差异，而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日本对各个侵占区域采取的不同侵略手段、统治方法，迫切需要学界从环境视角加以分析。此外，有些成果虽然集中性地讨论了环境要素，并把问题聚焦于侵华战争与环境之上，但还缺乏将战争与人的社会关系、战争与自然关系统合起来加以研究的问题意识。

　　（二）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缺乏环境史趋向的原因分析

　　造成中国的侵华战争研究缺乏环境史趋向的原因有很多，学界显然还缺乏对此展开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概括起来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史学工作者没有跳出侵华战争研究的传统窠臼，将目光牢牢地锁定于名人、战役、社会、经济等，不愿意也不想从环境视角对历史展开全面的探讨。他们受到传统史学研究范式的影响，追求的史料是人的史料，坚持战争是以人为主的战争，战争的受害者也是人。这种研究倾向直接导致学界将史料当中包含的大量环境信息变成冰冷的“资源”数字。根据日本在华留下的调查报告披露，从1906年满铁成立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掠夺中国近10亿吨的煤炭、1.8亿吨铁矿、150万吨铜矿、10万吨铝矿、5万吨镁矿，还有大量的稀有非金属矿、铅锌矿、金银矿等，以及大量的森林资源和农牧产品。实际上，数字背后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要素，且大多属于不可再生的国防资源，战争后期日本侵略者为了扭转战局掠夺“战略资源”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其次，传统史学工作者缺乏环境意识和生态思维。学者们更强调对人、政治、军事本身展开研究，因为研究由活人构成的政治、军事、社会不仅能够满足研究历史的好奇与兴趣，更有一种与历史进行“对话”的满足感。而冷冰冰的、毫无生趣且不会说话的环境不仅缺乏资料的温度，更难以获得研究的成就感。这种研究倾向直接导致本应将日本对中国原始森林资源的无度滥伐视作20世纪前半期中国遭受的最大的环境破坏，却只从经济史角度进行了统计学式的研究；20世纪前半期东北大豆、加工技术和东北环境变迁密切关联，缺乏将“人的经济系统”与“环境的生态系统”统一起来，往往只关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发展和产业增长等内容，缺乏关注围绕大豆的日本侵华活动与东北环境问题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还包括缺乏对日本强迫在华北种植棉花、在内蒙古种植鸦片、在延边推广水稻等服务日军侵华的行为的环境影响和环境后果的分析。

　　再次，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担心落入“地理环境决定论”。学界早在二战前就深信日本是地震频发且资源贫乏的国家，“僻处三岛，势必向大陆发展，中国和朝鲜为其唯一进攻的对象”，却从未有人对这种侵华行为与环境之间的逻辑关系展开过深入的分析，也缺乏对环境与战争关系的论述，而将大量的学术行动扎堆于研究发动侵华行为的人，形成了日本侵华战争研究中学术信念与学术行动背离的怪现象。与此相比，西方学界虽然对日本侵华战争研究成果不多，却从环境史理论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穆盛博的《中国的战争生态学：河南、黄河及其他（1938—1950）》，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探讨，作者运用“以能量为中心”的方法（the energy-centered approach），将生态学领域的“能量”“能量流”问题引入分析战争与环境（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并把这种能量对应到当时的“力”与“势”的分析，如民力、兵力、人力、物力、蓄力和水势、流势等。穆盛博从生态学视角思考抗日战争问题，可以说是为分析近代中国的战争与环境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新的阐释模式。

　　最后，与长期以来形成的现实工作需要有直接关系。日本侵华战争研究既要反映中国人民百年屈辱的艰难挣扎和对民族独立、解放的渴望，又要包含明确反对日本侵略和开展革命斗争指向。实际上，环境史研究与这种现实工作需求并不对立。梅雪芹认为：“生态环境作为战争的受害者已经沉默了几千年，随着创伤与痛楚的不断加大，他也开始对人类的报复，却又很少有人关注或者能够将其同战争联系起来。”可见，环境史视角下的日本侵华战争研究恰恰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现实工作的需要。

　　（三）亟待大力推动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环境史趋向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从西方（主要是美国）引入环境史研究理论、方法和对象以来，环境史研究迅速扩大至中国史研究领域，就目前中国在环境史研究领域的积累和讨论而言，已经具备了从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加大力度推动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环境史趋向的可能性。梅雪芹对环境史方法的解释是：“环境史研究带来了深层次的思想观念的变革。这突出地表现在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自觉地运用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引进生态系统理念和范畴，将全球、区域、国家、城市、村庄等历史研究单位视为类型不同、规模不等的人类生态系统，即社会—经济—自然同构的复合生态系统，将人类历史视为这一复合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过程，从而突破了历史学的固有领域，使历史思维空间大大开阔，同时重塑了历史学的世界并树立了‘生态世界观’。”如果能够将这种研究方法引入日本侵华战争研究之中，则能够对日本侵华战争进行更为细致、更为全面的论述。

　　笔者认为，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环境史趋向是以中国生态空间遭遇的灾难为研究对象，从环境史维度和国际视野加以扩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探究医治战争对生态环境的创伤与人类和谐发展的路径上进行的一种新的研究和学术趋向。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环境史趋向在推动中国学界与世界学术潮流对接、充实学科体系、构建中国近代史研究话语权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从环境史角度研究日本侵华战争，不仅能够拓展现有的研究领域、转换研究范式，还能推动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创新，助力中国学术走出去。

　　以环境史方法研究日本侵华战争，能够在很大层面上改变拘泥于史料考据的研究现状，形成研究日本侵华战争的学术“增长点”。环境问题研究本身并不能直接与战争形成联系，需要社会、人的介入，因此，环境史视角下的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站位更高、问题意识更加清晰、研究覆盖面更广，能够更好地解决当前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环境缺位问题。环境问题本身就具有学术价值的普适性，由此可以增强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普适性，不仅让国际学界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研究成果，也不至于将环境史视角下的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话语权拱手交由国外同行诠释。

结 语

　　梳理日本学界从环境史视角对侵华战争研究领域进行的诸多尝试，能够为我们呈现一种环境意识已对该领域研究形成的“润物细无声”“水滴穿石”的影响效果。在第一阶段，日本近代史研究学者从日本帝国主义特征研究日本侵华史，其内容只有少部分略有提及今天可以视作环境史研究的战争对环境的破坏，尤其是对中国农民生产、生活领域的破坏；在第二阶段，日本学者从经济、资源视角深入研究日军在侵华期间对占领地的“统治与掠夺”，这种转变既是原有侵华战争研究的深入，也是在战争史、政治史、社会史视角之外，从环境、资源角度就侵华战争对中国“社会与环境”造成深重灾难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在第三阶段，日本侵华战争研究学界分别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研究成果中继续深挖战争对矿产、资源的掠夺和惨无人道的行为，以及因此对当地环境、民众生活造成的冲击，还出现了从生态学角度切入的环境史研究成果。日本学界的研究论著对于侵华战争研究的展开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即环境在传统侵华战争研究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未来也应该秉持这种强烈的学术意识，将环境因素贯穿整个侵华战争研究，做到从宏大、共性视角的再解剖。日本学界努力进行的这条学术脉络清晰表明，西方学界环境史理论框架并不完全适用于侵华战争研究出现的环境史趋向，还需要在东方史学实践中加入社会史、经济史、灾害史、战争史等研究方法，才能形成多源头、更具发散性的学术理论。

　　环境不仅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掠夺对象，还是侵华战争的发生场地，更是此后长期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遗憾的是，侵华战争研究在呈现出环境史趋向的同时，不断受到传统军事史、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影响、干扰，但好在环境要素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持续增强，对日本侵华的历史事实与真相的研究因此更加立体、清晰，从而在社会人文研究之外，推动侵华战争研究带入环境、生态、资源世界的学术创新之路，进而反思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的长期性和不可逆的破坏。

　　以环境史方法研究日本侵华战争，能够带来很多新理念、新概念、新方法的冲击，将会更新并促进现有的研究认识。环境史研究大量引入现代环境科学的概念，比如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这些问题都可以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研究的重要对象。随着新概念的引入，必然带来研究范式和研究理念的变革，将侵华战争放入中国近代生态系统之中加以研究，研究环境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作用和遭受的破坏，以及对后世造成的深远影响，除了能够促进传统侵华战争研究的更新与进步，还能很好地驳斥“有人打着所谓‘还原真相’的旗号，将历史问题置于政治动机之下，把日本在华殖民统治粉饰为‘投资’‘开发’和‘建设’，企图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进而，基于共同的环境概念推动我国的日本侵华战争研究“走出去”，增强国际中的学术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