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编者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深刻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系统回答了我国经济发展怎么看、怎么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经济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经济正处于恢复阶段，经济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本期“财经圆桌派”聚焦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主题，邀请专家解读核心要义，把脉中国经济。
主持人：
本报记者 敖阳利
嘉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财税研究中心副主任 闫 坤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罗志恒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姚东旻
找准经济新方位
主持人：习近平经济思想着重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的主线、重大战略目标、工作总基调和方法论等。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如何理解新方位、如何找准新方位？
闫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经验表明，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划分为若干历史阶段，而新发展阶段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动态演化、阶梯递进、量的积累逐渐引起质的飞跃的过程。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我国经过几十年发展积累，拥有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雄厚物质基础，并处于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关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部署，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这一路线图所需的30年时间正是我国的新发展阶段。
立足新发展阶段，需要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并适应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过往的经济赶超阶段，我国通过改革开放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发挥经济体后发优势，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经典经济增长理论来看，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跃升，要素投入带来的边际回报率将逐渐递减，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将愈发凸显，以加大研发投入、强化新基建等为代表的新投资将成为提高投资效率的更优选择。同时，百年变局之下世界动荡不安，部分国家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和经济遏制，并且我国逐渐逼近有效技术前沿，技术模仿和技术跟跑的策略难以契合当前和未来的发展形势，迫切需要在部分新兴领域和新兴产业实现“弯道超车”，以创新发展解决发展动力问题。
结合我国国情来看，我国已到达人口峰值区域，劳动力总量增长放缓和结构日趋老龄化将对扩大居民消费形成一定制约，并且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可能逐步弱化，亟须以劳动力“质量优势”接棒“数量优势”。
此外，我国面临城乡发展和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环境生态约束日益紧迫、外部经贸斗争日趋复杂、不同收入阶层差距过大等现实问题，需要优化生产函数和产业布局，在以创新发展为动力的同时，通过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拓宽“新发展”的深度和内涵。
罗志恒：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阶段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历史方位的深刻认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的科学定位。
新发展阶段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有了新的更大的阶段性目标，经济发展有了新的内涵——将以更高质量的发展为主导，经济进行深度转型，更加注重创新和科技进步，更加注重环境保护，更加注重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提高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此外，新发展阶段也标志着中国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通过推动自身的结构性改革，包括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等，提升经济竞争力。
找准新发展阶段的方位，关键在于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特别是要把握“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坚持扩大开放，坚决打赢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主持人：4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好于预期，市场需求逐步恢复，经济发展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好转主要是恢复性的，内生动力还不强，需求仍然不足，经济转型升级面临新的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要克服不少困难挑战。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有效进行宏观调控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闫坤：当前经济复苏动能不足集中体现在私人部门需求不足和社会预期相对保守。为激活市场机能，公共政策要及时补位，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联动，发挥传导机制灵活、直达微观实体的优越性。
一方面，强化转移支付，财政资金向基层倾斜，全面落实稳就业保民生决策部署，避免预期恶化；另一方面，保持适当的财政支出强度，加大财政“四本账”统筹协调，综合运用国债、地方债、贴息等政策工具，构建多元投融资格局，支持企业部门投资经营。同时，货币政策要为配合财政政策发力营造良好金融环境，防止财政刺激的挤出效应，疏通堵点和难点，避免货币滞留金融体系“空转”，引导金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
我们的制度优势集中体现在党的领导，并为破除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提供了根本保证。应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以政治建设促进经济建设，保证各项政策的上传下达和落实落地。
在经济领域，要进一步深化中央与地方财政财权、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既要完善地方发展激励机制，也要强化中央统筹规划，避免地方政府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领域，应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多方力量，突破产业发展的瓶颈和梗阻。
罗志恒：总需求不足仍是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微观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信心和预期不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若没有市场预期的彻底性改观，宏观政策实施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这考验宏观调控的智慧，更考验如何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出有效市场激发市场活力、有为政府保驾护航的共同作用。
具体而言，在抓好扩大投资和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的同时，要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解决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越位和缺位问题，从激励机制、政策、法制和理论上解决微观主体的积极性不高、信心不振的问题。第一，通过法治化等方式明确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清晰厘清政府职能，并进一步简政放权。第二，全面放开不合理的市场准入限制，建立负面清单制度，激励民营企业家作出更大贡献。第三，推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融合与联动，特别是科技创新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化的激励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强度、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同时，发挥政府在产业政策制定以及强化基础教育、推进基础研究和支持引进高科技人才方面的作用。
姚东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最主要是从观念和行为上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观念上，要贯彻市场平台观和政府参与观两大理念。市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政府是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政府除了履行国家机构行政和执法职能之外，实际上也是市场主体之一，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为目标，在市场上参与生产和交易活动。
在行为上，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如何防止政府“乱作为”，即政府职能界定错误，影响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法律法规规定之外，政府尽量减少对市场主体合法经营活动的行政干预；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尽量不急转弯，同时加强与市场沟通，改善市场预期。
二是如何防止政府“不作为”，即履行职责不到位。其中，政府市场监管缺位问题较为突出。所有发达国家市场经验都表明，市场经济越复杂、发展程度越深，政府对于市场的监管或者规制力度越强。今年新成立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就体现了这一点。在银保监会基础上，对金融机构设置和监管职能进行了整合，符合我国金融混业经营创新发展特点，有利于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交叉重叠和监管盲区，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实体经济活血脉强筋骨
主持人：习近平经济思想明确，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后疫情时代，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发展如何活血脉、强筋骨？
闫坤：根据“磁滞效应”，短暂的外生冲击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不仅有当期效应，还存在冲击消退后的长期影响，也就是常说的“伤痕效应”。三年疫情给制造业和实体经济造成的“隐痛”正是“伤痕效应”的体现。特别是，市场主体信心下滑和社会心态转变，短期内抑制需求，长期则制约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此外，疫情冲击改变世界经贸格局，产业链资源配置体系重组，可能偏离原有最优配置格局。同时，欧美等疫情期间刺激政策后遗症仍未消除，也可能给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带来制约。
为破除三年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需要长短期多措并举。短期来看，应重视需求侧管理，特别是强化宏观调控方面的逆周期调节。在体制机制方面，要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方面继续优化。在产业政策方面，支持构建以龙头骨干企业为领头雁，以行业龙头做大做强联动上下游企业，强化对制造业的信贷、直接融资、补贴等多样化支持。
罗志恒：当前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发展仍有“隐痛”，在此前经济下行以及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背景下，叠加疫情反复冲击，企业家的行为呈现出明显的避险和收缩倾向，强化风险意识、坚持现金为王成为诸多企业家的行为准则。
一方面，恢复和扩大需求是当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所在，更加强调财政货币政策的系统性和合力。另一方面，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提振市场信心。政策上，要实现稳定性和连续性，加强预期管理以及双向沟通；法治上，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创新权益、自主经营权；舆论上，要为民企、外资正名，及时、有力澄清一些歪曲民营经济的言论；理论上，实现重大理论创新和突破，讲清楚社会主义与私有制的关系，讲清楚“共同富裕并不必然需要通过所有制革命实现”。
姚东旻：受疫情的影响，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生存发展压力加大。活血脉、强筋骨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打通经济循环，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对内带动商品和要素的市场流通，对外打通商品、要素市场，供给侧、需求侧两端双向发力，畅通国民经济、国际经济的生产、消费、贸易与投资各环节。二是夯实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物质基础，不断提高其收入水平、收入质量、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三是进行以市场为主导的创新转化，以创新引领市场需求，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构建以市场为主导、企业为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为支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成果转化体系，培育强劲的内需增长新动能。
筑牢经济发展安全屏障
主持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显著上升、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国家发展安全屏障？
闫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安全的发展环境是党和政府为市场提供的一份重要公共品，具有极强的社会正外部性，是经济发展的基石。
统筹发展与安全，要具备底线思维，以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数据安全等为抓手，筑牢应对极端情形的防线。强化安全建设，要更加重视政府的作用，运用政府产业引导、财政补贴、政策性信贷支持和政府采购等多种手段，统筹规划粮食、能源等基础安全。
例如，在能源安全方面，做好传统能源供应保障，提前预判国际能源市场格局变化，拓展能源合作国际关系，并以产业政策助推我国能源革命，提升我国能源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实现传统能源清洁高效生产和新能源规模化发展。
同时，为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在极端情形下依旧能平稳运行，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补齐产业链上下游短板，以实体经济为重，实现关键和国计民生领域的产品和技术自主可控，并推动内循环与外循环相互促进。
罗志恒：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一直是中央的政策重点，也是维护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要重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外部冲击风险等。
其中，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压实省级政府防范化解隐性债务主体责任，加大存量隐性债务处置力度，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担，稳步推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法定债务合并监管，坚决遏制增量、化解存量；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综合治理，推动分类转型；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稳步推进地方税体系建设，夯实地方基本财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姚东旻：统筹发展和安全，首先，要坚持高水平开放，协同推动高水平开放与强大国内市场建设，在高水平开放中补齐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短板，增强我国经济的韧性和国际竞争力。其次，提升对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和资源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构筑与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最后，在粮食、能源、金融等关键领域，保持必要的全球控制力和影响力，努力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和市场定价权。同时，立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关键市场保持活力和流通规模，不断提升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保障能力，形成同大国地位相符的国家安全保障实力。